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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6月，因为到处都是抓壮丁的，我跑到家里后院的树林里躲了起来。
可不一会儿，国民党兵闯了进来，他们四处搜了一遍没有找到，便找我母亲，让她说出我藏哪儿了。
母亲怎么也不说，他们急了，一把抢过母亲怀里才3个月大的妹妹，说是要把她摔死。看见实在躲不过去，我主动从树林里钻了出来，这样他们才放了我母亲和妹妹，带上我走了。那一年，我17岁，母亲38岁，父亲41岁。
无法割断的血脉
1950年，我随国民党部队撤到台湾。转眼过去四十多年，从17岁离开家乡到年过半百，没有在双亲面前尽一天孝，让我这个为人子的愧对列祖列宗。
可这种命运岂是我自己能够选择的？
在台湾，生活上再苦再累我没有害怕过，可我就是害怕生病，害怕一个人病倒在床上。那时，我满脑子都是家里人的眼睛，他们眼巴巴地看着我，问我：“贵存，这些年你过得怎么样？你过得好了，把这个家给忘了。贵存你再不回来，爹娘可就等不了你了。”
想到这些，我就茶饭不思，觉得自己活得太憋屈。虽然在台湾有家有业，可我总觉得自己无法认祖归宗，是没有出路的人。
1989年4月，我让大女儿先替我回老家看望母亲。那时母亲已经78岁，而我81岁的老父亲刚刚过世。
父亲终于没有等到儿子的归来，这对我来说是终生的折磨。
女儿回家乡后，先到爷爷的坟上祭奠了一番。按理说，她从来没有见过爷爷，因此，她可能在爷爷坟前连眼泪都不会流。可没想到，当家里的亲人把她带到山上爷爷的坟前时，她竟一下子跪倒在那儿，泪如雨下，泣不成声。
事后，女儿对我说，她总算明白了什么是血缘，什么是亲情，什么是家的感觉。
大女儿回来后，我的二女儿和三女儿又相继回家乡看望奶奶。从小在台湾生活的她们，没有嫌弃奶奶家的鱼腥味，与奶奶挤在同一张床上睡了十几天，村里人见了，都觉得我的孩子还认得祖宗。
不孝子终于回来
孩子们回老家以后，懂事了很多，都劝我提前退休，早点回家看看。
1991年，我提前6年从台北警察局退休。虽然我至少损失了200万元人民币的收入，可是，手续一办下来，我就可以回家看老娘了，趁她老人家还健在，我这个不孝之子多尽几天孝，比什么都值。
我回家那天，兄弟去机场接我。
当时在飞机上与我一起回去的太太叮嘱我，见到亲人别太激动了，当心犯心脏病。
可飞机在青岛机场一落地，我这颗心便像要跳出来，眼眶热热的，有种想要哭出来的感觉。
见到弟弟，我搂住他的肩膀使劲地拥抱，眼泪流到他的衬衣上，湿了一大片。
我走时还没有半人高的三个弟弟，如今也都满脸沧桑，让我如何能不难过。
听他们说，娘在家等我，我老嫌车开得太慢。可车开进村口，我已经找不到自己的家门，家乡的变化太大，好多渔民都盖起了楼房，原来的破屋都不见了。
找到自家的院子，我娘正坐在天井里往外张望，我拉着太太的手，一进门“扑通”便给娘跪下了。
我说：“娘，您这个不孝的儿子回来了，和您的儿媳妇回来看您老人家。”
我娘那会儿已经80岁了，她用几乎枯干的手在我脸上摸了半天才说：“贵存，你回来了，你真的活着回来了，他们不是在哄我吧？”
我哭着叫了一声“娘”，什么也说不出来，只会哇哇地哭。弟弟他们把我扶起来，进到屋里，我把太太介绍给我娘，娘见了欢喜得流泪。
我太太真是不简单，进门说跪就给老太太跪下了，真是特别地懂我的心。
见了亲娘，我又带着太太去给父亲上坟。父亲的坟头已经长出几尺高的青草，在风中摇晃着，特别凄凉。
那天我带去很多供品，有台湾的水果，香港的点心，但是，酒是家乡的水酿制的，我点燃一支烟吸了一口，轻轻放在父亲的坟前。
那缕缕轻烟随风飘着，像是在给九泉之下的父亲报信儿，告诉他，儿子回来了，他老人家可以瞑目了。
兩头是牵挂
几天里，我带着太太从台湾回家乡的消息传遍薛家岛。
我家里热闹得像是办喜事，因为我走的时候还很小，当时的玩伴好多还健在，他们找上门来和我叙旧，让我想起许多往事。
尽管事情很多，我仍不离开老娘半步。我回来的唯一目的，便是和亲娘骨肉团聚，我已经离开她整整42年，应该补偿她老人家的东西太多了。
最让我高兴的是，女儿回老家探亲后，回台湾总对我嘀咕，说奶奶住的房子太旧，要我给奶奶买新房。那时我的经济状况因为孩子读大学弄得很紧张，可我跟太太一商量，太太很爽快地答应了。她说：“老人为你这个儿子操了一辈子心，牵挂了这么多年，我们该为老人做点让她高兴的事儿。”
就这样，我很快给母亲筹起买房的钱，让她老人家住上了宽敞的新房。
三个月的探亲时间很快就过去了，走的时候我跟娘说，我很快就会再回来，让娘好好保重身体等着我。
那个时刻，我不敢抬头看我娘的脸，我会忍不住再次哭出声来。
第二年我又回去住了半年。后来，我索性在老家也买了房子，打算在大陆安度晚年。
1998年8月26日，母亲因病去世了。老人家还算高寿，活到87岁，幸运的是，她最后的日子，我一直在她身边。
母亲的后事处理完以后，我迟迟不愿启程回台湾。一种空落落的感觉让我实在不愿意再离开家乡，飞过那段海峡。
选自《台湾老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