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50年后,国宝《十咏图》重返故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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押了200万

  

  1995年夏末的一天,全中国最著名的古玩一条街北京琉璃厂像往常一样,挤满了前来淘宝的人们。这一天的下午,位于琉璃厂最繁华地段的北京文物公司办公室的门被悄然推开,一位神秘的客人走了进来。找到这里的文物鉴定头号专家秦公先生,小心翼翼地拿出一幅画说:“这幅古画,我想了解它的价值,您给看看好吗?”

  斑驳的质地表明这还真像是一幅有年代的东西,每天都要接待不少来访者的秦公态度谨慎起来,尽管如此,刚刚打开画作的卷首部分,秦公还是惊呆了。阅宝无数的他敏锐地感觉到,眼前的这幅画应该是一件极其珍贵的文物,他不由得激动起来,扶画的手也有些颤抖了。

  观察到秦公的异常反应,持画人忙问:“这幅画是不是很珍贵?”鉴定文物从来都是实话实说的秦公回答:“这很可能是著名的《十咏图》,是北宋词人张先根据其父张维的10首诗作出的画,现在看到的卷首部分的内容应该是第一首诗中描绘的情景。”

  当兴致勃勃的秦公尚在兴奋之中,奇怪的事情却发生了,只见来人把画又卷了起来,剩下的部分也不让秦公看了。看到持画人顾虑重重的样子,秦公劝他把画留下来,以便做出进一步的鉴定,但来人还是决定要走。眼看就要与国宝失之交臂,秦公心急如焚,在他的再三劝说下,来人总算是留下了自己的住址,随后便匆匆离开。

  当夜,秦公调来了有关《十咏图》的全部资料,仔细参详。史料记载,《十咏图》原本珍藏在紫禁城的,但怎么会流失到了民间呢?

  原来,清朝灭亡后,闭守宫中的末代皇帝溥仪便开始以“赏赐”其弟溥杰为名,趁溥杰每天进宫陪他读书之机,盗运国宝。若干年后,人们在清点故宫遗存时,从登记清单上查到《十咏图》,却不见其物。而此时,已充任伪满洲国傀儡皇帝的溥仪已将《十咏图》等国宝偷运到了长春伪皇宫,其中古籍和书画部分,整箱置于伪宫东院的图书楼,人称“小白楼”。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溥仪仓皇逃亡,而伪皇宫也遭到乱兵哄抢,小白楼千余件书画被瓜分殆尽,《十咏图》便随着大量珍贵书画散落到了民间。

  事隔50年,《十咏图》神奇再现,真是不幸中的万幸。秦公觉得,应该不惜代价收购,让国宝回归它的老家北京故宫博物院。于是,他一次次登门拜访,向藏家解读文物政策以消除对方的疑虑。但谨慎的藏家提出,拍卖公司须预付200万元定金才能将这件作品从他家中带走,而且如果有专家提出异议而不能拍卖,定金不退。

  这成了一个难题!

  经过再三考虑,自信心极强的秦公认定这是一件国宝级的珍品,身兼瀚海艺术品拍卖公司总经理的他力排众议,答应了藏家的要求。藏家的顾虑终于被打消了,同意将这幅画进入鉴定和拍卖程序。

  

  卖了1800万

  

  从现存资料可以知道,关于这幅《十咏图》最早的记载,出自南宋周密所著《齐东夜语》。而张先有江南才子之称,一生著作颇丰,有(《安陆集》100卷行之于世,他是北宋时期与柳永齐名的著名词人。据说,张先平生仅作一画,可事实上仅此一画,就让他在中国画史占有了一席之地。但因此也有人提出,张先一生从没作画,到晚年却画了这幅上乘之作,这有些说不通,此画应该是代笔之作。

  在纷纷扬扬的争议声中,全国文物鉴定委员会主任启功先生和副主任徐邦达先生来了,书画鉴定专家谢稚柳、刘九庵、傅熹年也来了,这几位国内最顶尖的权威组成的鉴定小组对这张已经押上了200万元的《十咏图》进行了认真严谨的鉴定,他们的结论是:该画卷具有北宋绘画的典型风格,并有南宋贾似道、陈直斋、元代鲜于枢等名家题记,应属清宫流失的北宋上乘画作,是张先的真迹无疑。

  时隔10余年,徐邦达先生依旧记得自己在考据文章的最后写道:“总之,此卷一切均无破绽可疑之点,必为真迹。”

  至此,怀疑之论尘埃落定。

  鉴定小组立即把这一结果报告给了国家文物局,并建议国家购买此画。国家文物局很快做出批复,同意此画进入拍卖市场,同时做出了“本拍卖品仅限于境内博物馆、国有企事业单位竞买”的限定,并拨出专款,要求故宫博物院志在必得。

  1995年深秋的一天,北京一个容纳800人的拍卖大厅里座无虚席,连走廊过道也挤满了人。然而,临近9时拍卖开始时,现场却鸦雀无声。很显然,这样紧张的气氛来自于当天最重要的拍品——《十咏图》。

  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杨新代表故宫坐在了竞拍席上,国家文物局的领导也来了,而代表故宫举牌的是有大内总管之称的故宫文物处处长梁金生,这也是梁金生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拍卖会。

  600万的起拍价一宣布,现场聚集已久的能量立刻被释放了出来,一次次的举牌,让气氛达到了白热化,一旦有人高过故宫的出价,梁金生就会再次举牌,价码被一步步推高,终于,有人喊了起来:“不要争了,把画留给故宫吧!”就这样,当梁金生举起1800万的牌子时,全场安静下来,所有人都听到了拍卖师发出的颤音:“1800万,成交!”

  伴随着小锤子砸下的那一刻,《十咏图》终于被请回了故宫,而这一成交纪录,一直到近7年后的2002年,才被来自同一时期的宋徽宗赵佶的《写生珍禽图》长卷打破。

  

  选自《都市文化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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