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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太宗的主导思想其实很简单，就是政府不与民争利，把财富都留在民间。政府的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国民进行投资和积累财富的热情。
政府退出生产和经营
政府该不该直接从事商业活动，一直都是古今中外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必须面对的大问题。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盐、铁和酒等商品的生产和经营，一般都是民间私营。而汉武帝时期，国进民退的步伐加快，盐、铁、酒收归国营。汉武帝之后的历朝历代，政府对生活必需品到底是国家经营，还是民间经营，一直摇摆不定。
唐初，政府在这个问题上发出了坚定的声音。唐高祖李渊明法规定，政府和政府官员不得与民争利。与之相对应，政府全面退出一般生活品的生产和经营，放开手让民间来主导。于是这一时期，形成了较大一波“国退民进”的高潮。
同时，商人的地位在唐太宗李世民时期，也得到了提高。本来，古代的商人地位较低，位于“士农工商”的最后。但是，李世民不拘一格，选拔一些商人担任政府的财政官员，使得商人和商业活动有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政府在退出生产经营的同时，并未放弃政府管制的职能。《唐律》规定，为保证商业市场的正常秩序，政府要对价格实行规范和引导，并要在买卖双方发生价格纠纷时，第一时间作出判定。为防止多个商人对市场的联合垄断，各级政府要下大力气进行打击和严惩。
少有的低税率时代
唐初，以户作为课税的对象，田税是其中最重要的税种。因为在古代，农业人口占人口的绝大部分，田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今天的个人所得税。只不过，今天的个人所得税是按月来征收，而唐初是按农作物生长的周期来征收，通常是一年。唐初，经过长年的战争，土地荒芜现象严重。唐高祖李渊实施了均田制，对无田的农民免费赠予田地。大体上，一户人家可以获得100亩土地。唐代的田税主要是实物税，税率约为2%。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低税率时代，比起汉代“文景之治”时的税率“三十税一”还要低。
一般说来，唐初100亩土地要缴纳的农产品实物税为200多斤米，一亩才2斤多米。而在唐代之前的隋代，100亩田地要缴纳的实物税一般最少为300斤米。在更早一点的北周，百亩的税收曾高达1000斤米以上。
唐初，各地土地资源分布不均，并非都能够让所有农户获得100亩土地。故而，对于田地达不到100亩的农户，唐太宗李世民规定，如果一户的田地达不到法定的一半（50亩），就可以免除赋税。从某种意义上说，50亩便成了田税的起征点。
把财富留在民间
古代的商税，其实就是现代的流转税，包括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和关税等。李世民即位之初（626年），就下诏书规定，在北方严禁收缴流转税，并废除黄河流域各个口岸的关卡，使得国内货物得以便利地流通，极大地加强了国内贸易的自由度。
口岸税在中国古代是流转税最大的一个组成部分，而唐代初期的中国北方，把口岸税降为零，可想而知总体商税的税负是相当低的。唐太宗的主导思想其实很简单，就是政府不与民争利，把财富都留在民间。零口岸税的政策极大地提高了国民进行投资和积累财富的热情。
后来，在武则天统治时期，因军事开支增加，有官员建议在首都附近地区重新征收口岸税和市场营业税，但当时的财税专家崔融却大力反对。崔融认为，这些税收就是对自由贸易的侵害，或者说是对商人利益的侵犯，同时也是政府与民争利。而民间贸易一旦受到影响，一些以此为业的商人就会铤而走险，暴力反抗政府，这样反而会增加政府的“维稳”开支。
除了对国内贸易保持低税率之外，唐初对外关税的税率也相对很低。关税其实是流转税中的一个税种，从某种意义上说，也是税负高低的一个重要指标。唐太宗李世民一继位，就下诏开放国际贸易，不管是对北方的陆地过境贸易，还是对东南方的海运过境贸易，各地方政府都不得任意征税。以前禁止出口的物资，包括金银在内，也原则上要同国内贸易一样自由通行，允许出口。
进口货物的税率，一般为10%，但若进口货物对国内贸易有较大冲击的，则税率调高为30%。纵观世界古代史，这样的关税水平也不算高。而且，唐太宗时期是公元七世纪初，当时的中国百姓就能以较低的价格，购买和享用世界各地丰富的物产。自由开放的国际贸易政策使得唐朝帝国成为全球性的大国，而首都长安也成为了世界之都，人们的眼界和观念都得到了极大的开拓。
选自《人民论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