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夜郎古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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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千年前,那个夜郎国的君王曾用不屑的口吻问长安来的使者:“汉与我孰大?”其余音尚在耳响。从清代开始,一代代学者极力想从史籍中寻求真实的夜郎。但三百多年过去了,谜团仍未揭开。徘徊在文明废墟中的考古者,开始了面向大地的苦苦探索
  在威宁中水、云南鲁甸马厂和昭通营盘等地,曾经依次出现距今3000至2000年的以鸡公山、红营盘、银子坛为代表的三类古代文化遗存。
  银子坛可能是其旁小邑
  鸡公山时代,据粗略统计,距今3000年左右,这个时期青铜器开始在黔西北地区发端。而红营盘时代的居民大约生于公元前500至公元前300年的春秋中晚期,这时青铜器已经较为流行,死者普遍佩戴青铜装饰品和武器。银子坛时代的居民生活于公元前300年到公元前后的战国中期至东汉初年,它代表的是这一地区青铜文化的一个高潮时期。陶器所呈现的面貌,又与红营盘不同。银子坛时代刚好可以和文献记载中的夜郎对应,因此银子坛墓地所代表的文化长期以来被视作夜郎或其旁小邑的文化。
  从鸡公山到银子坛时代的居民们,也有一直恪守不变的习惯,即对身体进行精雕细琢的装饰,饰物集中体现在耳部和手腕上。鸡公山墓葬中的死者用铜环装饰耳垂,玉镯佩于手腕。此习俗在以后的红营盘和银子坛时代愈演愈烈,红营盘墓地里一位死者右耳竟悬挂了3枚玉,左手戴4件铜镯。银子坛墓地里,手镯数量最多的死者,竟达15件之多!人体装饰作为文化的一部分被传承。考古发现表明西南夷地区装饰之风皆颇盛,而类似的装饰在巴蜀文化的墓地里却并不多见。可见这是这个人群源自云贵高原的一个例证。现在我们尚无法详知从鸡公山到银子坛文化的变迁轨迹。但从一些蛛丝马迹的联系已经表明,三种面貌不同的文化可能是同一个人群在不同的历史时段,不断接受外来影响而创造的,它们在传承与嬗变中走过一千年的光阴。
  威宁中水鸡公山——红营盘——银子坛三类遗存的发现和认定,建立了滇东、黔西青铜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标尺,也使将该地区青铜文化的研究推向纵深成为可能。如果从传统的眼光来看,认定银子坛类遗存所代表的确为夜郎文化的话,那么,红营盘、鸡公山两类遗存无疑是夜郎的前身,故对夜郎及其文化的探究,至少应从鸡公山开始。而从鸡公山到银子坛的三类遗存广泛分布在云南境内的昭通地区,这又要求我们必须打破现有行政区划,而从自然地理的角度去审视古代文化及其相互关系。它给我们的提示是:夜郎的范围也许不仅仅是黔西,而可能是滇东、黔西的更广大地区,唯其如是,方能与文献记载中说夜郎国于西南夷中最大的国度彼此吻合。
  夜郎何在?是滇还是黔
  最初从考古学角度的考察更多是综合了各类材料特别是青铜实物所得出的笼统认识,将在贵州境内各地所发现的青铜实物均看作夜郎的遗物。这类颇具特色的青铜遗物集中分布在贵州西部地区(近年在黔东清水江流域所展开的考古调查发现,该地区的青铜文化已经带有浓郁的楚文化烙印),因此,这一地区可能就是那个消失在中国西南的神秘国度——夜郎的所在。学者们倾向于认为黔西南一带应是夜郎的中心所在,其余地区则应为夜郎国旁边小邑,各类遗物笼统而言也应系夜郎及其旁小邑的文化遗存。1956年,滇王金印在晋宁石寨山六号墓中发现,一批颇具特色的遗物被最终确定为滇文化遗物。对滇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对我们正确认识夜郎无疑有着重要的意义,滇国范围一旦廓清,其东面就应该是毗邻的夜郎及其旁小邑。但是,各自以省界为限所展开的相关发掘和研究,也难免给某些问题的认识带来某些不便和偏差。以威宁中水为例,中水的相关发现,被贵州学者认为是夜郎的遗存,而毗邻的昭通境内的同类遗物则被云南学者认为是滇文化遗存,那么究竟是夜郎的遗存还是滇文化的遗存呢?或者可否这么认为,它们表明滇与夜郎从青铜遗物所展现的文化面貌较为接近?
  由于“滇王之印”的发现,滇的政治中心已经比较明了,人们在战国秦汉之际,创造了绚烂神秘的青铜文化。而夜郎,这个曾与滇一同接受汉帝国封赐金印的国度,它的中心所在仍是学术界争论不休的话题。就考古呈现的物质文化来看,银子坛时代的青铜文化可能受到滇的强烈辐射,因为目前在这里发现的绝大多数青铜器在滇文化中均可找到与之相类似者。也就是说,它们和滇的关系密切,处在环滇池区域的滇国中心,是中水银子坛时代居民交往的重要选择对象,它们通过曲靖,即所谓的南夷道,与滇国中心取得联系。因此,那种将中水与可乐一并视作夜郎或其旁小邑的意见也许应进行再思考。
  细节清楚,王国位置仍是谜
  关于夜郎的许多细节,目前的考古发现仍难解开谜底。关于夜郎的各种争论势必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会持续不断地交锋。但无论如何,我们可以清楚地知道,夜郎时代,是云贵高原上普遍使用青铜器的一个时代,人们头戴发簪,项有珠饰,腕佩铜镯,腰悬铜剑,并吹笙鸣锣为乐,击鼓祭祀,各种铜质的器具相互撞击发出清脆悦耳抑或庄严肃穆的声音。竖起耳朵,你仿佛可以听到青铜器在吼。
  我曾在幽冷的月光下,反复摸索一柄我亲手发掘出土的青铜剑,这是身为考古者的特权。在半个多世纪的探寻中,许多贵州考古人都曾零距离地触摸过两千年前某个匠人细细打磨的宝刀,触摸过夜郎。
  选自《中华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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