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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研究专家何心认为《水浒传》第25回中对阎婆惜内室的描写，是古代长篇小说中较早的关于城市居民室内陈设的描写：
本是一间六椽楼屋，前半间安一副春台凳子，后半间铺着卧房，贴里安一张三面棱花的床，两边都是栏杆，上挂着一顶红罗幔帐，侧首放个衣架，搭着手巾。这边放着个洗手盆，一个刷子，一张金漆的桌子上，放一锡灯台，边厢两个杌子。正面壁上挂一幅仕女，对床排着四把一字交椅。
《水浒传》问世于明朝，因此，这室内陈设作为明代的景象也无妨。或者说，这就是明代平常人家的室内陈设。
之所以说平常，是因为这类室内陈设为一般市民百姓家庭所必备，如“春台凳子”，即明代十分流行的“春觉”，它多为粗木本色或刷色罩油，形似长几，崇祯年间梅鼎祚《豆香说鬼》插图中有此凳，其长可供两人或三人并坐，也可在上面置放一两件器物，当炕桌使用。
阎婆惜室内放有衣架，其形制可以用《中国花梨家具图考》收录的一件“风纹雕花衣架”来说明。此架通高168.5厘米，顶部横宽176厘米，脚部纵长47.5厘米。底座雕成下卷外翻的拱形云头状足(象鼻卷)，座上以透雕卷草花纹的站牙抵夹立柱，站牙上下分别以榫槽形式与立柱和足座嵌接。衣架两足之间用细木纵横攒接而成的棂格安装，这种棂格不但使衣架下部连接牢固，而且可以用来摆放鞋、靴等。再向上的立柱间安装横枨和由三块透雕凤纹绦环板组成的中牌子，图案雕刻整齐优美，其与立柱交接处有透雕拐子花牙承托。顶上的搭脑，两端出头，并以立体圆雕翻卷的花叶收住，里外两侧都有拐子纹花牙承托。
此黄花梨木衣架堪称明式衣架的精品，阎婆惜的衣架显然不能与之比论，但阎婆惜室内陈设放有衣架，说明明代衣架已经十分普及。
《水浒传》中还说阎婆惜室内“这边放着个洗手盆”，有无盆架，没有交代。其实，盆架在明代早已是百姓家中必备之物。
四川铜梁县出土的明代张文锦夫妇墓中就有一件四足铜盆架，架上放置一小铜盆，盆架座面仅用一圆环套住四足上端束颈部，腿足曲线收分流畅，因而整个造型显得十分紧凑、生动。《鲁班经匠家镜》中还有带座箱的高面盆架，盆架座箱下施四足，箱顶中部置盆，可在此箱中放炭盆，用以保持面盆内的水温，箱前开一抽屉，屉中可放梳洗用品。
明代的盆架除实用性外，还很注意美观。胡德生《中国古代家具》中介绍了一款明代黄花梨带巾架的盆架：下部盆架基本相同，唯有两条立柱与上部巾架系一木贯通。中间装一块中牌子，最顶端的横梁与巾架做法相同，两端雕刻成灵芝或龙头等装饰。中牌子大多镂雕或浮雕、镶嵌各种图案。有的在中牌子下还安装有一块稍宽的横板，来放置皂盒等梳妆用具。这种盆架多用六腿，而且都用直形。在前部四柱的顶端，雕出圆珠或坐狮等装饰，更增加了器物的艺术性。
可惜的是阎婆惜室内的陈设未写盆架，只是写了桌子、灯台、柜子、交椅等。
明代的灯台一般造型细高，且多木制，常置于地上，阎婆惜室内的灯台则为锡制，置于桌上，是个小灯台。机子与交椅，两物相衬，杌子较矮，交椅较高；杌子不带靠背，交椅带靠背，两者同为坐具，但用途不同，杌子随意，椅子庄重。
阎婆惜室内陈设最为耀眼的是那张“金漆桌子”，与众器物截然不同，表露了阎婆惜陡然而富的气味。最有代表性的是“正面”墙壁上挂着的仕女像，有点乔模乔样。
这不由使人想起《金瓶梅词话》中另外两位女流的室内陈设，一是第59回妓女郑氏姐妹的内室：
但见瑶窗用青纱罩，淡月半浸，绣幕以夜明悬，伴光高灿。正面黑漆缕金床，床上帐悬绣锦，褥隐华裀；旁设提红小几，博山小篆霭深檀；楼壁上又锦囊象窑瓶，插紫笋其中，床前设两张绣甸矮椅，旁边放对鲛绡锦巾兑云母屏，模写淡浓之笔，鸳鸯榻，高阁古今之书。
如果将郑氏姐妹的室内陈设与阎婆惜室内陈设相比，那简直是天上地下。郑氏姐妹的室内陈设透显着浓浓的奢华气，阎婆惜的室内陈设虽有“暴发户”的味道，但较接近平民。如果再将这两处女性的室内陈设与《金瓶梅词话》第37回描写的王屠妹子王六姐儿家的室内陈设相比，就会强烈感受到明代平民女性的室内陈设还是较为简单：
正面纸门儿，厢的炕床，挂着四扇各样颜色绫缎剪贴的张生遇莺莺蜂花香的吊屏儿，镜架盒罐锡器家活堆满，地下插着棒儿香。上面设着一张东坡椅儿。
从这室内陈设可以看出王六姐儿的市井小民身份。兰陵笑笑生特别善于用室内陈设来刻画人物形象，有时看似不经意的描写，却展示了描写对象蕴涵的社会意义。如对横行乡里的恶霸西门庆书房陈设的描写：
里面地平上安着一张大理石黑漆缕金凉床，挂着青纱帐幔，两边彩漆描金书橱，盛的都是送礼的书帕、尺头，几席文具书籍堆满，绿纱窗下，安放一只黑漆琴桌，独独放着一张螺甸交椅。书箧内都是往来书柬拜帖，并送中秋礼物账簿。
书房陈设金碧交错，精致讲究，充溢着高雅、清静的气息，然而以此陈设猜想书房主人，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疑问：西门庆到底有多少文化?这就如同明中后期泛起的“皂快书房”一样。据范濂的《云间据目钞》说：“如皂快偶得居止，即整一小憩，以木板装铺，庭蓄盆鱼杂卉，内则细桌拂尘，号称‘书房’，竟不知皂快所读何书也!”
范濂的指责是有道理的，室内陈设往往体现着居住者的文化品位。许多缺乏文化的人常常跟风仿学，导致室内陈设泛滥而起，以至虚伪无度。
正经的室内陈设从明代许多戏曲、小说的刻本插图中就可以了解到：明代宅第的大厅内，大案、大柜才是固定的陈设，其余如椅子可摆成八字形或一对一的对称形，各依上下尊卑次序而坐，正中多为一座屏风。厅内一般不再摆放其他东西，但根据需要可随时放进桌、椅及其他器物。
当时有身份的人家都格外重视屏风的作用，《金瓶梅词话》第45回叙述贲四拿了一座“白皇亲家”典当的“三尺阔，五尺高，可桌放的螺虫田描金大理石屏风”，引得西门庆也煞有介事地“安在大厅正面，左右看视”，以决定是否买下。像西门庆之流的痞子也想通过室内陈设使自己“雅”起来，确是时代风气使然。
选自《龙门阵》2008.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