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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古代官制史上，绝大多数朝代的官与职是统一的，担任某一官职，就有与之相适应的职权；但宋代官与职却是分离的，实行“官与职殊”、“名与实分”的官员任用制度。
宋朝政权建设的一个特点，就是削弱地方势力，强化中央集权制度。作为中央集权制支柱的政府机构，则有了不同于前代的重大变化：隋唐以来的机构设置虽予保留，但多为虚名；真正有实权的则是新设立的直接对皇帝负责的新机构。新旧机构并存，一方面导致了机构膨胀，另一方面则导致了官制的混乱。官制的混乱则引发了“居其官不知其职者，十常八九”的现象。
官制混乱的具体表现是官职分离。体现在任用方面，“则有官、有职、有差遣”。官，指正官或本官。宋代尽管袭用了隋唐以来中央、地方各机构的官名，但这些官名已失去了原有的意义，变成了一个官阶，不再负有与官名相应的职权，它只起到了决定官员俸禄、级别的作用。因此，官又称为“寄禄官”、“阶官”。职，是指授予高级文官的头衔，并非有具体职责，如大学士、学士等。差遣，是指官员担任的实际职务，所以差遣又称为“职事官”。一个官员担任的职事官与寄禄官的高低往往不同，通常以“行、守、试”予以区别：凡寄禄官高于职事官一品以上者带行字，低于一品者带守字，低于二品者带试字，品级相同则不加字。正如《宋史·职官杂九》所载：“凡除职事官，以寄禄官品之高下为准：高一品以上为行，下一品为守，下二品以上为试，品同者否。”
官职分离制度的实行，使得官的意义发生了重大变化：官只是一个虚衔，只决定官员的品级、俸禄，其用意是剥夺官员的原有权力；职则是用来安抚高层文官的虚职，使高官让出政治、军事大权；差遣才是掌握中央、地方大权的职务，其目的是把行政、军事大权授予皇帝所信赖的人。由此看来，真正决定官员实权的不是官、职，而是差遣。一般情况下，官员都有“官”和“差遣”两个头衔，有的官员还加有“职”的头衔。如苏东坡以朝奉郎、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出知定州，朝奉郎正六品是其官阶，端明殿、翰林侍读两学士是其职，知定州是其差遣。
官职分离制度的实行，对宋初中央集权制度的形成发挥了重要作用，但长期实行则带来严重弊病：一是机构重复设置；二是官员队伍膨胀，人民负担不堪忍受，激化了阶级矛盾；三是造成了中央机关“中书令、侍中、尚书令不预期政，侍郎、给事不领省职，谏议无言责，起居不记注，中书常阙舍人，门下罕除常侍，司谏、正言非特旨供职亦不任诤谏”的反常现象，统治基础严重削弱。宋代国势衰弱，屡遭外侵，固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作为国家政治制度重要组成部分的官吏制度所造成的官、职分离，行政效率低下，也是重要原因之一。
（朱玉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