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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哭齐白石
嘉德成立不久，首拍成功后，我去拜访收藏家辛冠洁先生。
辛老是大收藏家，爱画是出名的。“文革”挨整的时候，他的很多字画都是由儿子下乡带着，放到屋顶上偷偷藏下来的。我们带着聘书邀请辛老做嘉德的顾问，辛老很高兴，非常支持我们办中国人自己的拍卖行。当然，我们想拿到他的齐白石收藏，可辛老哪一件都舍不得卖。
去了好几次，被我们磨得拗不过，辛老拿出两幅齐白石的大条幅山水：《蕉屋》和《松窗闲话》。两张大画一挂，我问估价多少，辛老说20万美元。辛老不想驳我们的面子，又不舍得让我们把画拿走，想开个高价把我们吓跑。那时候，大家觉得最多能卖10万美元，之前所有来要画的人都是被20万美元吓跑的。我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场拍板：拿走。还有一个《山水册页》，一共三件。
1994年11月秋拍，是嘉德成立后的第二场拍卖，辛老的三件齐白石都上拍。辛老到现场观看，一是支持我们，二是打算拍完好把这几件带回家去。没想到三件都卖出天价。三件卖了1100万元（含佣金），简直像个神话。辛老看着自己的宝贝以如此高的价格被别人买走，又激动又心疼，百感交集，潸然泪下。所有人都认识辛老了。他太骄傲，他跟我说：“我支持你，每次给你拿几件，一定打败苏士比、佳士得。”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他都不会再给，辛老的夫人和儿子也不允许他再卖。
回到家想想宝贝再也回不来，老人家又一次伤心落泪。第二天早上巡视众多收藏时少了三件宝贝，泪水再一次顺着面颊流下来。
建行镇宅之宝
《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早期油画，这幅画出自少年英才刘春华之手，当时他只有24岁。因为反对个人成名成家，“文革”中的文艺作品都不能署名，所以创作完署名为“北京院校学生集体创作”。但是，在这幅画轰动之前，也有人说这画不好，说毛主席一个人孤零零的，脱离群众，刘春华不愿改，宁愿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就在“集体创作”后面，又加上“刘春华执笔”的署名。这我也是后来知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江青的肯定，“文革”后刘春华一直背着黑锅，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境遇依然很不好。
嘉德成立的时候，他是北京画院院长，是嘉德最早聘请的顾问之一，他决定把画给我们拍。
我们有个印尼客人喜欢收藏油画，他买过毕加索等西方艺术家作品，那时跟我们关系很好。拍《毛主席去安源》之前，我们到新加坡去巡展，我一讲这幅画他就听进去了。秋天拍卖的时候，他在日本用电话竞标，我代表他举牌，下面是建行在举。两个一直在争，他并不想放手。我那时候不愿意这画流出去，流出去可能有政治问题，就一直跟他说场内有个人志在必得，看来他们不放手。他说等等，再加。我每次问举不举，他都说再加，一直举到550万元，他说算了。电话挂了，这画终于没有流到国外去。这件作品拍了550万元，加上10%的佣金，605万元，超过齐白石的500万元。那时候，605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三四个亿，轰动全球。
事后，刘春华在亚运村买了一个四居室的大房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大画室，实现多年的心愿。然而，199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诉刘春华的所有权，说他非法占有处置国家财物，刘春华反诉他们诬蔑他的著作权。在90年代中期，挣到600多万元，多少人会眼红，想看刘春华出丑。各种压力弄得刘春华一夜之间头发全白。这场官司持续好多年，直到2004年才判决认定刘春华是该画唯一作者，享有著作权。革博超过诉讼时效，败诉。
文物回流
杨永德先生是香港的大收藏家，收藏了很多齐白石的画，他给我们165件，拍了将近1300万元人民币。这些东西要在现在肯定百分之百成交，但是，当时大批量齐白石的画上市拍卖，其实成交率并不太高。这是国内第一次因为拍卖促成海外流失文物艺术品大量回流，媒体有很多的报道，一下子把拍卖从“卖国”变成“爱国”，从此改变拍卖的政治形象。
杨永德这位老人做了一辈子生意，我是个书生，下海没有经商经验，当时他让我付1500万港币保证金，我老觉得他要得太多，我老想说我就付你1000万元人民币，我一说到嘴边他就给我挡回去，总是没机会开口。别人都说他那里面东西有些不对，我就想说要挑挑，还没说呢，他先说不能挑啊。他太知道我要说什么，总是挡在我前面。我在这位老人面前没有一点对抗的力量，可以说是“手无缚鸡之力”。他也让我学到很多，我也与老人结下深厚友谊。嘉德20周年，他把存留的几张齐白石的东西全拿来支持嘉德。
天津大姑
故宫从嘉德买过三次珍贵文物，其中石涛的《高呼与可》图卷带出天津大姑的故事。
嘉德开始拍卖的第一年，也就是1994年，一个天津老太太拿着一张石涛的《高呼与可》手卷来嘉德。我们的专家说东西不错，给估了50万，老太太一听卷起来就走。过了一年她又来，这时候我们已经懂了，知道那是国宝，也对老太太好得很，她也高兴把东西委托给我们。后来，她跟我们成了好朋友。人家有名字，我们怕别的拍卖行知道后把生意挖走，就给她起“天津大姑”的代号，一说代号大家就知道来的是谁。大姑是原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外孙女，她的公公胡若愚是张学良的把兄弟，从前当过北京市副市长、青岛市市长，西安事变后他就赋闲在家。他们家是个收藏大户，家里有三件国宝，包括宋刻本、宋缂丝。1995年秋天，这件《高呼与可》图卷落槌价是430万，买家未付款，最后被故宫购藏。
大姑后来也给我们一些其他的拍品，我们卖的很多瓷器都是她拿来的。那年秋季，第一场瓷器拍卖有一对道光的官窑，那时候卖道光时的瓷器大概值五万块钱，但是这件卖了50万元。这个就是老太太家装米的，“文革”怕被人抄，涂了绿油漆。我们看了觉得不错，拿回来把漆洗掉，底价五万，结果创了道光官窑的要价纪录，卖了50万元。后来还从她家里拿到一个康熙的斗彩杯，有人说是假的，我们知道是她家里老早出来的，后来被一个大藏家170万元买走。这都是1995年的事。
朱家老先生跟我讲故事，看历史变迁。他是朱熹的25代嫡传后裔，朱熹后代也有当叫花子的，后来开始发奋读书，当官发财。世变时移，一样的轮回。当年总统的后代家人，今天都做着不同的工作。大姑有五个女儿，有的当小学老师，有的是街道办事处干部。这张《高呼与可》手卷，“文革”抄家时，曾经被抄到天津博物馆。1995年卖了近500万元之后，大姑给五个女儿一人买一套房子，自己买了一套公寓。
选自《特别关注》2014.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