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德拍卖故事

三哭齐白石
  嘉德成立不久,首拍成功后,我去拜访收藏家辛冠洁先生。
  辛老是大收藏家,爱画是出名的。“文革”挨整的时候,他的很多字画都是由儿子下乡带着,放到屋顶上偷偷藏下来的。我们带着聘书邀请辛老做嘉德的顾问,辛老很高兴,非常支持我们办中国人自己的拍卖行。当然,我们想拿到他的齐白石收藏,可辛老哪一件都舍不得卖。
  去了好几次,被我们磨得拗不过,辛老拿出两幅齐白石的大条幅山水:《蕉屋》和《松窗闲话》。两张大画一挂,我问估价多少,辛老说20万美元。辛老不想驳我们的面子,又不舍得让我们把画拿走,想开个高价把我们吓跑。那时候,大家觉得最多能卖10万美元,之前所有来要画的人都是被20万美元吓跑的。我那时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当场拍板:拿走。还有一个《山水册页》,一共三件。
  1994年11月秋拍,是嘉德成立后的第二场拍卖,辛老的三件齐白石都上拍。辛老到现场观看,一是支持我们,二是打算拍完好把这几件带回家去。没想到三件都卖出天价。三件卖了1100万元(含佣金),简直像个神话。辛老看着自己的宝贝以如此高的价格被别人买走,又激动又心疼,百感交集,潸然泪下。所有人都认识辛老了。他太骄傲,他跟我说:“我支持你,每次给你拿几件,一定打败苏士比、佳士得。”但是,我们知道一件他都不会再给,辛老的夫人和儿子也不允许他再卖。
  回到家想想宝贝再也回不来,老人家又一次伤心落泪。第二天早上巡视众多收藏时少了三件宝贝,泪水再一次顺着面颊流下来。
  建行镇宅之宝
  《毛主席去安源》是“文革”早期油画,这幅画出自少年英才刘春华之手,当时他只有24岁。因为反对个人成名成家,“文革”中的文艺作品都不能署名,所以创作完署名为“北京院校学生集体创作”。但是,在这幅画轰动之前,也有人说这画不好,说毛主席一个人孤零零的,脱离群众,刘春华不愿改,宁愿承担巨大的政治风险,就在“集体创作”后面,又加上“刘春华执笔”的署名。这我也是后来知道的。成也萧何,败也萧何,因为江青的肯定,“文革”后刘春华一直背着黑锅,到上世纪90年代初期境遇依然很不好。
  嘉德成立的时候,他是北京画院院长,是嘉德最早聘请的顾问之一,他决定把画给我们拍。
  我们有个印尼客人喜欢收藏油画,他买过毕加索等西方艺术家作品,那时跟我们关系很好。拍《毛主席去安源》之前,我们到新加坡去巡展,我一讲这幅画他就听进去了。秋天拍卖的时候,他在日本用电话竞标,我代表他举牌,下面是建行在举。两个一直在争,他并不想放手。我那时候不愿意这画流出去,流出去可能有政治问题,就一直跟他说场内有个人志在必得,看来他们不放手。他说等等,再加。我每次问举不举,他都说再加,一直举到550万元,他说算了。电话挂了,这画终于没有流到国外去。这件作品拍了550万元,加上10%的佣金,605万元,超过齐白石的500万元。那时候,605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三四个亿,轰动全球。
  事后,刘春华在亚运村买了一个四居室的大房子,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大画室,实现多年的心愿。然而,1998年中国革命博物馆诉刘春华的所有权,说他非法占有处置国家财物,刘春华反诉他们诬蔑他的著作权。在90年代中期,挣到600多万元,多少人会眼红,想看刘春华出丑。各种压力弄得刘春华一夜之间头发全白。这场官司持续好多年,直到2004年才判决认定刘春华是该画唯一作者,享有著作权。革博超过诉讼时效,败诉。
  文物回流
  杨永德先生是香港的大收藏家,收藏了很多齐白石的画,他给我们165件,拍了将近1300万元人民币。这些东西要在现在肯定百分之百成交,但是,当时大批量齐白石的画上市拍卖,其实成交率并不太高。这是国内第一次因为拍卖促成海外流失文物艺术品大量回流,媒体有很多的报道,一下子把拍卖从“卖国”变成“爱国”,从此改变拍卖的政治形象。
  杨永德这位老人做了一辈子生意,我是个书生,下海没有经商经验,当时他让我付1500万港币保证金,我老觉得他要得太多,我老想说我就付你1000万元人民币,我一说到嘴边他就给我挡回去,总是没机会开口。别人都说他那里面东西有些不对,我就想说要挑挑,还没说呢,他先说不能挑啊。他太知道我要说什么,总是挡在我前面。我在这位老人面前没有一点对抗的力量,可以说是“手无缚鸡之力”。他也让我学到很多,我也与老人结下深厚友谊。嘉德20周年,他把存留的几张齐白石的东西全拿来支持嘉德。
  天津大姑
  故宫从嘉德买过三次珍贵文物,其中石涛的《高呼与可》图卷带出天津大姑的故事。
  嘉德开始拍卖的第一年,也就是1994年,一个天津老太太拿着一张石涛的《高呼与可》手卷来嘉德。我们的专家说东西不错,给估了50万,老太太一听卷起来就走。过了一年她又来,这时候我们已经懂了,知道那是国宝,也对老太太好得很,她也高兴把东西委托给我们。后来,她跟我们成了好朋友。人家有名字,我们怕别的拍卖行知道后把生意挖走,就给她起“天津大姑”的代号,一说代号大家就知道来的是谁。大姑是原民国大总统冯国璋的外孙女,她的公公胡若愚是张学良的把兄弟,从前当过北京市副市长、青岛市市长,西安事变后他就赋闲在家。他们家是个收藏大户,家里有三件国宝,包括宋刻本、宋缂丝。1995年秋天,这件《高呼与可》图卷落槌价是430万,买家未付款,最后被故宫购藏。
  大姑后来也给我们一些其他的拍品,我们卖的很多瓷器都是她拿来的。那年秋季,第一场瓷器拍卖有一对道光的官窑,那时候卖道光时的瓷器大概值五万块钱,但是这件卖了50万元。这个就是老太太家装米的,“文革”怕被人抄,涂了绿油漆。我们看了觉得不错,拿回来把漆洗掉,底价五万,结果创了道光官窑的要价纪录,卖了50万元。后来还从她家里拿到一个康熙的斗彩杯,有人说是假的,我们知道是她家里老早出来的,后来被一个大藏家170万元买走。这都是1995年的事。
  朱家老先生跟我讲故事,看历史变迁。他是朱熹的25代嫡传后裔,朱熹后代也有当叫花子的,后来开始发奋读书,当官发财。世变时移,一样的轮回。当年总统的后代家人,今天都做着不同的工作。大姑有五个女儿,有的当小学老师,有的是街道办事处干部。这张《高呼与可》手卷,“文革”抄家时,曾经被抄到天津博物馆。1995年卖了近500万元之后,大姑给五个女儿一人买一套房子,自己买了一套公寓。
  选自《特别关注》20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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