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郊游各有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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郊游历史源远流长。古代人们郊游玩什么,怎么玩?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主题,先秦郊游有“风情”,魏晋人重“精神”,唐代人讲“吃喝”……
  先秦人郊游有“风情”
  先秦是一个崇尚自由、热情奔放的时代,不论是贵族阶层,还是平民百姓,似乎都热衷于郊游。
  从史书记载来看,先秦时期中国古人的郊游最浪漫,相当有“风情”。
  收入自西周初年至春秋中叶大约五百多年间诗歌的总集《诗经》,里面有许多诗篇都是那个时代人们郊游的记录,其中《国风·郑风》里有首诗歌名叫《出其东门》,起首句便是“出其东门,有女如云”。
  “郑风”所反映的是以今郑州为中心的中原之国郑国的郊游风俗。郑国人喜欢郊游,特别是到了春天,出了郑城东门,满眼都是花枝招展的郊游女子。许多男士便利用这个机会,寻找自己的意中人。《溱洧》一诗所述更直接,当时在溱水和洧水两条河边上,前来郊游的郑国男女,站得到处都是。在一块儿郊游中,他们增进了了解,两情相悦,最后互赠芍药以寄情、定终身。
  当时人口较少,多生孩子、增殖人口,是那个时代对适婚男女的基本要求。人类的“生产”任务与农民播种一样,都不能“失时”,而春季是女子受孕的最佳季节,所以谈情说爱、打情骂俏这样的求偶式郊游,成为先秦时代郊游的特征之一,《诗经》大量爱情故事,大都是在郊游期间发生的。
  魏晋郊游重“精神”
  中国古人喜欢郊游的原因,或与长期占统治地位的儒家“旅游思想”有关。孔子即提出,“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到魏晋时代,属于“不远游”的郊游出现了新气象,先秦时的“风情游”色彩淡化,转向看重精神层面的“玄游”,把郊游视为陶冶人生情操的一种方式。
  魏晋时代出现了许多郊游名士,“竹林七贤”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七贤”指嵇康、阮籍、阮咸、山涛、向秀、刘伶、王戎等7位文人,他们虽然出生于不同地区,却有相同的志趣,于是走到一起。南朝宋刘义庆《世说新语》记述,这7位文人喜欢“竹林之游”,“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
  阮籍的游兴最浓,不游则已,游必尽兴,“登临山水,经日忘归”。有不少学者认为,竹林七贤游山玩水,是逃避现实的行为,实则非然,他们是换种方式关心政治,有句名言叫“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便是阮籍游今河南荥阳的广武山时有感而发。
  魏晋时代留下事迹的郊游活动不少,有“天下第一行书”之称的《兰亭集序》,便是书法家王羲之在三月初三这天,与谢安、孙绰等41名晋朝贵族郊游后诞生的,系为当时名人所吟诗歌结集而作的序文。
  有中国山水诗第一人之称的大才子谢灵运,在郊游方面最讲究,具有探险精神,“寻山陟岭,必造幽峻”。《南史·谢灵运传》记载,谢灵运有一套自己的“行头”,外出游玩,头戴曲柄笠,脚登木屐,可谓当时的驴友专业户。这种“木屐”被时人称为“谢公屐”,前后都有齿钉,“上山则去其前齿,下山去其后齿”,可以说是中国最早的一种登山专用旅游鞋。
  唐人郊游讲“吃喝”
  由于国家分裂,时局动荡,魏晋人郊游虽然游出了最高境界,但“郊游热”在普通人间并未兴起,仅属“小众游”,到了唐代,才形成了真正的全国性群众“郊游热”。
  唐代的郊游热,以京城长安为最。诗人杜甫《丽人行》一诗称:“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中也称:“长安春时,盛于游赏,园林树木无间地。”
  长安城东南郊的“曲江风景区”,是当时长安市民郊游的最佳去处。曲江是一个人工湖泊,开凿于隋初,依水建起了御用景观。虽属皇家花园,却对市民开放。每到郊游时节,曲江两岸熙熙攘攘,游人如潮。
  由于倾城出游,以至于春天里的长安几成一座空城。唐代的新科进士正式放榜也在这时,会聚京城的学子,更会利用这个机会到曲江尽情游玩。
  与先秦的“风情”、魏晋的“精神”不同,唐人郊游特别在意物质享受,郊游期间吃喝之风盛行。
  唐人郊游吃喝之风,从现代考古的发现中也可以看出一二。1978年发掘的西安市南里王村韦氏家族墓室东壁北侧,曾发现一幅高200厘米、宽360厘米的“宴饮”壁画。壁画所描绘的内容,便是中唐前期盛行的有钱人郊外游玩飨宴的场面:长方形的矮案上,摆满各种食物,画面人物丰富,除参与宴会的人外,还有随从、仆人。人物中执鞭的车夫,画面上方所绘的浮云、花草,下方的岩石,这些元素的存在,说明此宴确实摆在野外,而非家宴。同一墓室西壁上,还发现了“六屏仕女”图,反映的则是女子郊游的场景。
  选自《老年文汇报》2015.17
古人郊游各有所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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