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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字宁人，号亭林）是清初著名学者、思想家，苏州府昆山人。清军入关后，他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为志，投效南明朝廷，先后任弘光朝兵部司务、隆武政权兵部职方司主事，多次参加抗清斗争，但均以失败告终。顺治十一年（1654年）春，顾炎武迁居南京钟山南麓。
顾炎武杀奴事案，起因于他与当地豪家叶方恒因典田产一事引发的矛盾。
一
叶方恒是崇祯末年举人，入清后于顺治十五年中进士，先后任贵阳府推官、山东莱芜知县，因勤于政事，又擢为主管山东全省河道的一名官员。据有关记载，无论在家乡还是在官场，叶方恒的声誉都不错。但他在获得科名进入官场之前，却与同乡顾炎武在典田产问题上产生极深的仇怨，竟至于萌发杀机。
顾炎武的祖上世代为官，是昆山的大家望族，田产不少。在顾炎武的嗣祖与兄长去世后，从兄与侄子因争夺家族遗产，构发“家难”。为保住祖上留下的财产，顾炎武把田产八百亩廉价典给了田地相邻的叶方恒，典价是当时价格的一半。不知何故，叶方恒当时没有付款。此后两年，在顾炎武的请求下，叶陆续付给了典价的十分之六。余下的部分，虽经顾炎武多次催讨，叶都赖着不付，大有见顾氏家道衰落而蓄意侵吞之意，由此引起顾炎武的不快乃至怨恨。但没想到叶方恒对顾炎武的恼怒以至仇恨也越来越强烈。正在这时，顾家发生了世仆陆恩得罪主人，主奴反目之事。叶方恒见有机可乘，便以利相诱，让陆恩脱离顾家而投靠自己。陆到叶家后，叶授意陆借他手上的一封信除掉顾炎武。
陆恩手上的这封信是早些年顾炎武写给南明降武政权的。当时顾炎武曾把这封信糊在一本《金刚经》里，托付一位僧人带交。大概是陆恩在顾家一直过得不顺心，因此总想抓一个把柄对顾炎武进行报复，给东家点颜色看。了解到这封信的来龙去脉后，陆恩买通僧人，拿到了这封信。此后，他曾多次暗示顾炎武，由于顾并不知情，没有理会。到叶家后，由于叶、陆两人在对待顾氏问题上均有利益可图，便一拍即合，策划以“通海”（即与闽浙沿海的南明集团有联系）的罪名控告顾炎武，欲置他于死地。
顾炎武在南京得到这一消息后，既愤怒又害怕。左思右想后，他于顺治十二年春回到昆山，在亲友的帮助下设计将陆恩沉入水塘中处死。事情泄露后，叶方恒与陆的女婿暴怒异常，两家联手将顾炎武绑架关押到陆家，胁迫他自裁谢罪。由于顾炎武在当地有一定名气，他被陆家关押的消息传开后，一时“同人不平，士林大哗”。归有光的曾孙、顾炎武的好友归庄等人，觉得顾被陆家关押，凶多吉少，于是便出面调停，写信给叶方恒进行规劝，又找到一位宪副（省级机构主管刑狱的副长官）帮忙，总算把顾炎武从陆家救出移送至当地官府。但叶方恒并未就此罢手，他花钱买通官府并通过自己在地方上的势力与人际关系，让官府重治顾炎武之罪。官府经过审理，拟以“杀无罪奴”罪名判他四年徒刑。
二
在事情危急之际，归庄不得已向钱谦益求援。钱谦益说：“要是宁人是我的门生，我就方便替他说话了。”言下之意是让顾炎武自称是他的门人。归庄知道顾炎武一向鄙视钱谦益的人品节操，性情耿直的他根本不可能这样做。为了不失去钱氏这一后援，归庄“弄虚作假”，冒顾炎武之名写了一张门生帖子，拜钱氏为师。顾炎武得知这一情况后，急忙叫人去索回归庄代写的帖子，但遭到钱谦益拒绝；情急之下顾炎武自写告白数张，声明自己从未列于钱氏门墙，托人在通衢大道四处张贴。钱谦益知道后大为尴尬，自我解嘲说：“宁人太性急了！”实际上，钱谦益“故意”刁难的真意，只是想煞煞顾炎武平日对他的傲慢与不敬之气，并不是真的不想施以援手。不料顾炎武竟如此躁急，在自己有牢狱之灾的情况下，照样不想和他发生半点瓜葛。
此时，顾炎武的至交路泽溥、路泽浓兄弟也在积极想办法援救顾炎武。路氏兄弟因与松江兵备使有旧，便借助他的权力与关系，打通关节，将案子转移到了松江府。由于换了一个地方，叶方恒及其亲友的干扰大大减少。而顾炎武的亲友则四处活动说情，终将顾的罪名由“杀无罪奴”改为“杀有罪奴”。第一年春天，松江府就此从轻结案，将顾炎武释放回家。
在顾案审理过程中，顾的“通海”信没有被提及（这封信没有留存下来，具体内容不得而知），估计有两方面原因：一是这封信没有明显的交通南明政权的内容，或者至少在文字上找不到痕迹，影响不了案件的审理，所谓“通海”指的只是送信的行为。二是在清初民间社会怀念故国，仇恨异族入侵的情绪仍很浓烈、反清复明之火余烟未息的情况下，由叶方恒出面拿这封信说事，对叶不利。叶毕竟是个读书人，懂得民族大义，也懂得众怒难犯，与陆恩只为敲诈可以置其他于不管不顾不同，他会有更多顾忌。
三
对松江府的判决，叶方恒难以接受，也觉得很伤面子。尽管归庄等同邑知名人士极力排解，但叶方恒仍不甘心，他派遣刺客跟踪顾炎武，伺机再度下手。当年夏日的一天，顾炎武返回钟山居所，行经南京太平门外时，突然遭到刺客袭击，头部受伤并从驴上跌了下来，幸而得到路人及时救助没有进一步受伤害；嗣后，叶方恒又指使家奴与歹徒数十人洗劫了顾炎武在昆山千墩镇的家，“尽其累世之传以去”。顾炎武虽然非常气愤，但心里明白，如果因此而与叶氏继续讼争，自己力量不足无法取胜。为了避祸，也为了实现早年结纳各地抗清志士促成复明大业之志，同时借机考察北中国山川形势，顾炎武决计北游。出狱后的第二年，顾炎武返回昆山家乡，将家产尽行变卖，从此掉首北上，一去不返。
在事情过去多年以后，可能是意识到自己的错误，或者出于现实政治利益的考虑，叶方恒主动向顾炎武表示悔改修好之意。顾炎武游历北方期间有一段时间在山东济南通志局参与《山东续志》编纂，其时叶方恒也在山东任职，叶主动托人送去绸缎之类的礼物并约他相见。顾炎武虽然没有和他见面，但向他表示了谢意，体现了既往不咎的大度。后来顾和叶还有过几次书信来往，叶邀请顾同游泰山，顾炎武虽然没有去，但回信再次表示感谢。顾、叶“和好”，一方面是由于归庄等人的居间调停；另一方面是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发生了作用。顾的外甥徐乾学、徐秉义和徐元文当时都在朝中做官，且与舅父关系不错，叶方恒和他们都有往来，因此处理好与顾炎武的关系，有益于增进叶与徐氏三兄弟的情谊，进而对叶的仕途产生有利影响。这后一个原因虽然出于一种人情之常的推测，或许并不符合叶方恒与顾炎武修好的本意，但冤家宜解不宜结在客观上对两人都有好处。在顾炎武，他对叶方恒修好的友善回应，不一定是想与叶方恒重修乡谊，也许只是为了借此了结两人之间的仇隙，抹去自己心头一块宿年阴影而已。
还有必要提及的是，顾炎武一生著述宏富，但他的大部分学术著作是在北游后的20余年间撰成的。因此从某种角度说，叶方恒的寻仇与报复在客观上具有“玉汝于成”的作用。归庄曾在给顾炎武的信中说：“使兄不遇讼，不避仇，不破家，则江南一富人之有文才者耳，岂能身涉万里，名满天下哉！”
选自《各界》2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