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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这么说，峪溪谷年画画得最好的匠人是我爷爷，日本兵打长沙那会儿，我爷爷被一个山田大佐领去画日本人的头像，还赚了不少银元。不过，仅那么一次，我爷爷就背上了汉奸的罪名。
住村东头的村长也是个死心塌地的汉奸，他孤独得口水都寡淡了，他见我爷爷继他之后当了汉奸，觉得臭味相投，整天屁颠屁颠地跟在我爷爷的画室里聊天喝酒，一早乱扯狂笑到天黑。
1944年的腊月，我爷爷忙了，他在画室里描着门神秦琼和尉迟恭，也没心思与村长喝酒了。毕竟，我爷爷靠画年画过日子。可是，这年的腊月是爷爷卖年画有史以来最惨淡的，峪溪谷的人均不愿买一个汉奸的年画。爷爷的心卡在腊月二十的坳口，蹲在门口忧伤地烧起了烟卷。他有点想不通，往年腊月二十来买年画的乡亲络绎不绝，踩烂了门槛，今年怎么不来了呢？ 我奶奶也开始唉声叹气，把一日三餐的炊烟烧得慵懒无力。到了腊月二十一，正是峪溪谷街上赶集的日子，村长悄悄地又来了，他说：“你呀，死脑壳，山田不跟我们过年么？去日本人那里卖年画去。”村长果然聪明一筹，一句话点醒了我爷爷。我爷爷顾不上陪村长喝酒了，他心急火燎啊，惦记着怎么把画了一年的年画脱手，否则明年一大家子吃什么呢？
他抱着一捆年画进了山田的屋，忐忑不安地问：“皇军，中国人在腊月三十儿过年，家家贴门神，你们讲的大东亚共荣，也贴年画不？”山田奸猾地看着我憨厚的爷爷，笑了几声，用蹩脚的中国话说：“哟西，你的画画得很好，大大地喜欢，我们大东亚的共荣，也好好地过年。”爷爷仗着与日本人互通友好，就这样用一年的画在日本人那里赚了个盆满钵满。而汉奸见日本人也买我爷爷的年画，不甘落后，纷纷来购。我爷爷的年画一下子销路好了，陈货没了，便整天整夜地为汉奸们赶画。
腊月二十九，我爷爷赶完了最后一张年画，他如释重负地伸了伸手，活动了下腰，长长地舒了口气。1944年的年画，他终于在过年的前一天完成了，他一完成，不设防地连夜与奶奶、我爹、我姑一行人躲进了很深的山里。也就是说，他在一家人颇惊诧他的唐突的决定时，他带着一家人玩起了失踪。
大年三十儿的日子，峪溪谷的气氛有些压抑。日本人买了年画，一个个感到欣喜，脸上洋溢着过年的快乐。三十儿的那天夜里，军营里有个日本兵出来方便，他不经意地往大门上一瞅，突然尖叫起来，他看到贴秦琼和尉迟恭年画的地方，黑咕隆咚地闪烁着两个吐长长舌头的人，还发出冷冷的光。他被吓得掉头就跑，很快又引来更多的日本兵，他们都看呆了，惊住了。许久，壮着胆子用灯光一照，那两个吐着长舌头的鬼不见了。再一灭灯，鬼又来了！
“出鬼了！”一名汉奸翻译恐怖地叫着。
本来军营里不信鬼，可大年三十儿真真切切闹鬼了。日本军营每个人都人心惶惶的，好多被吓得不敢出来了，胆小的躲在被窝里默默祈祷，希望上帝原谅他们的杀戮。
至于那些汉奸的家门口，每一张年画在黑灯瞎火里也闪着两个字：汉奸！汉奸们知道年画里的秦琼和尉迟恭是神，辟邪的，他们更胆战心惊，不知会给他们降临什么惩罚。这一天夜里，凡年画上闪出“汉奸”二字的，这家的汉奸都被莫名其妙地杀害了。
峪溪谷这一年在大年三十儿所发生的奇怪的事，日本人想了很久也没想明白。等山田大佐想明白了，他带着一队日本兵气势汹汹地冲进我爷爷的房里翻箱倒柜，差点儿掘地三尺地找了一遍，人已去，楼已空，他恼羞成怒地大声喊道：“巴嘎！”一把火烧了庭院。
这是一处多好的庭院啊，雕窗红柱，一下被烧成了废墟。峪溪谷的人却闹不明白我爷爷为什么一夜之间被日本人如此痛恨，他们还在咀嚼我爷爷给日本人画头像时的友好，心里五味杂陈，悲怆地说：“这一家子，完了。”
好在没过几个月，也就是1945年的8月，日本人投降了。那一天正逢峪溪谷赶集，我爷爷又在峪溪谷街上出现了，他依然那么慈祥地笑着，给人画着像。有一个乡亲乐呵呵地凑过来，问：“那年画上闹鬼是怎么回事？”
爷爷把画笔一搁，说出了缘由：“我去给日本人画头像，是一个抗日游击支队的政委要我去的，他也是距离峪溪谷不远的人，早些年到我家买过年画。他那一次过来，要我摸清军营里有多少个鬼子。我去了后，边画边记，有一百多个，政委说吃不了那么多，后来有一天我想，日本人不也信鬼吗？那我就在年画上做手脚吓他们。”
爷爷说到这里，故意卖了个关子，停了停，把乡亲的胃口吊足了，才说道：“那是我捉了一个夏天的萤火虫哩，只有把萤火虫碾碎，糅合在颜料里，画在年画上，在晚上，黑黑的，萤火虫粉才会发出光来，才会在门神上呈现出鬼。”乡亲听了，若有所思地恍然大悟。
选自《佛山文艺》2016.2
（段明 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