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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步”还是“疾趋”
朱熹在《童蒙须知》中要求：“凡步行趋跄，须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踯”。
在没有代步工具或代步工具不普及的时代，人们出行只能靠走。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仅“走”部便收录了85个字，和“行走”相关的字则多达200个以上，可见古人对走的观察和分析多么细致。
行走的字义，古今差别比较大。汉代的《释名·释姿容》中称，“徐行，曰步”；“两脚进，曰行”；“疾行，曰趋”；“疾趋，曰走”。现代的散步，古人叫“步”，而当时的“行”，才是今天的“走”；古人如果说“走”，那就是今天的“跑”了。
何时该“行”何时该“走”？古人是有严格讲究的。先秦时期，古人已形成一套成熟的“行走礼仪”。成书于秦汉时期、被列入“十三经”的《尔雅·释宫》中称：“室中谓之时，堂上谓之行，堂下谓之步，门外谓之趋，中庭谓之走，大路谓之奔。”这里的“时”为“”的通假字，是踟躇、徘徊的意思。在不同的场合，要有不同的走法。
在古代，孩子一生要学两次“走路”。一次是一两岁时自然学会走路，另外一次则是到了入学年龄学走路礼仪。南宋著名理学家、教育家朱熹在其所编撰的《童蒙须知·语言步趋第二》中是这样训诫孩子的：“凡步行趋跄，须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踯。若父母长上有所唤召，却当疾走而前，不可舒缓。”
对于走时如何发力，古人也有讲究：“轻贵重贱”。过去的算命先生便会通过观察一个人的“行”，来推测其命运好坏。如被收入清《四库全书》的《太清神鉴》卷四“行部”条称，“是以贵人之行，如水而流下，身重而脚轻；小人之行，如火炎上，身轻而脚重。”
走“正道”还是走“捷径”
与“怎么走路”有不同要求一样，古人对应该“走什么样的路”也有相应的讲究。
在古代，道路分为“道”“路”“途”“行”“径”“术”“街”“衢”等多种规格。其中以“道”“径”二种，古人说得最多。
“道”，在先秦时期指可供车行的大路，又称“正道”，相当于现代高等级公路“省道”“国道”。秦始皇所筑的“驰道”也是“道”的一种，系当时的高速公路。
“径”与“道”正好相反，指只能走人、不能行车的小路，故称“步道”；从小路走可以避开众人、熟人，又俗称“间道”，心术不正者才走间道。因为从小路走往往比正道近，由此出现了“捷径”的概念。
与“径”相提并论的是“”。，指不好走的细小狭路，俗称“邪路”“邪道”。走到头后无路可走的“径”，则称为“窘径”，走这种小路往往举步维艰，即“窘步”。
正道可能路途远，辛苦，但安全，不会走错方向，所以古人提倡走“正道”，而不鼓励甚至禁止走“窘径”“捷径”“邪路”。负责道路交通的“秋官·野庐氏”职责之一，就是“禁野之横径逾者”；负责城里宿卫的“秋官·修闾氏”，也有“禁逾者”的责任。
靠右走还是靠左走
在崇尚“正道”的同时，古人还对走路秩序提出了规范，逐渐形成所谓的“交通规则”。现代人是“靠右走”，古人靠哪边走？不同朝代有不同风尚。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走法”：
较早的走法是“男右女左”。《礼记·王制》中规定：“道路，男子由右，妇人由左，车从中央”。到了唐代，一个叫马周的人提出“靠右走”。这种走法又称“来左去右”，不分男女。古人最习惯的走法应该是“靠左走”。唐代规定“来左去右”，实际上是一种进出城门的规则，宋代“靠左走”更为普及。
人先行还是车马先行
对于古代靠哪一边行走，并没有从“法律”上找到依据，而是属于“礼”的层面。唐代将这种“礼”被调整入“法”的范畴，出现了强制性的“走法”。这种强制性走法，可视为古代的“交通法规”。
《唐律疏议·杂律》“违令”条，“诸违令者，笞五十”，下面的疏议特别指出，“令有禁制”，谓《仪制令》“行路，贱避贵，去避来”之类。
在五代后唐时期，《仪制令》得到进一步强化。据《五代会要》记载，后唐明宗李嗣源，于长兴二年（公元931年）八月出敕令：“道路街巷，贱避贵，少避长，轻避重，去避来。”李嗣源这一道“红头文件”还下发到“诸道、州、府，各遍下县、镇”，要求地方官将此《仪制令》“刻碑于要会、坊门及诸桥柱，晓示行人。”如果有人不按规定走路，不懂礼仪，将被治罪。
值得一提的是，唐律还对车马与行人的关系作了调整，在行人密集的地方不能“走车马”。除了帝王要臣公务出行，道路上要“车马让人”。《唐律疏义·杂律》规定：“诸于城内街巷及人众中，无故走车马者，笞五十。”这一重在“保护行人”的条款，为此后历朝所继承和推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