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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青问题”不是最紧迫的
l976年，l800万上山下乡知识青年中的一小部分，在不安中得到了可以重回城市的消息，更大规模的返城还没有真正开始。大家都在等待指令。
这场运动改变了千万人的命运，却并没有实现预想的成功。城市青年们没能融入农村社会，农村，也没有真正接纳这些城市来客，相反农民们有点抱怨知青成了他们的负担——1957～1976年，中国农村的可耕地减少了11%，人口却增加了47%。运动发起者致力改造的城乡差异没有消失。
1976年1月16日，两个陕西村民给毛泽东写信说，他们无法在城市工厂就业，而农民没有推荐的城市知青却得到了这些工作。让农村青年得到这些工作才更公平，更有利于消灭三大差别。毛泽东在信上批示说：“送政治局。知识青年问题适宜专题研究，先做准备，然后再一次给予解决。”
由陈永贵任组长的知青办领导小组随即成立，开始为一次全国性会议作准备，但直到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时会议的准备工作还没有头绪。1976年一开始，就有更多更重要的事情要处理，“知青问题”不是最紧迫的。
“中国向何处去?”
除了知青指示，毛泽东还指出，“不斗争就不能进步”、“安定团结不是不要阶级斗争，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这里面有一部分是针对邓小平的，“安定团结”恰好是他自1975年复出以来的办事原则。1976年1月19日，邓小平首次成为美国《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介绍中说他是“周的继任者”。接替周恩来的另一位候选人，是张春桥。
1976年，毛泽东逝世前夕，整个国家正在经历着权威即将失去时的不安和茫然。而年初，周恩来的突然逝世让中国从上到下都加剧了这种感觉，让错综复杂的紧张势态也在1976年冬达到了高潮。周恩来是邓小平的政治庇护人，他的离去让邓处于困境之中。
江青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没有脱帽，被电视镜头捕捉后引起了震动。沈阳的一位军人愤怒地抓起一把椅子向电视机砸去。在广州，聚集在邻居家看电视的一群人大声喊着：“打死她。”
邓小平走近周恩来的遗体时，邓颖超对他感激地致意，但对江青很冰冷。
邓小平仍然没有能逃脱再次被罢黜的厄运。1976年1月周恩来的葬礼上他宣读了悼词，这是他这一年的最后一次露面——这一次，距他的退出并未持续很长时间。
“四人帮”后来攻击邓小平时，就是在下乡政策和大学生选拔方式上做文章。极左派抨击他赞成知青返城，他们要让知青扎根农村，而邓小平则要“拔根”。1976年9月《光明日报》上的一篇文章称，发动和领导“批邓”斗争的原因之一。是毛泽东强烈反对邓小平修改知青下乡政策。毛泽东绝不允许其他领导人质疑或修改他的上山下乡观点，这是他为这个国家开出的药方之一。
围绕“四人帮”争夺权力的政治纠纷是l976年整个过渡期的混乱最外化的表现，另一些变化也在潜移默化地发生。在与现实激烈碰撞后，青年们的激情变成愤世嫉俗。1976年开始的知青返城趋势下，一些知青为寻找出路而做的种种努力对社会气氛造成了一定的破坏，知识青年的命运与城市人的状况之间的巨大落差，又似乎为任何恶劣的行为提供了合理依据。这些社会情绪在l976年清明节被集中释放出来。人们通过对周恩来的思念来表达这种政治和情感诉求。有人站在人民大会堂台阶上向群众高声问道：“中国向何处去?这是最大的问题。”
中国在接近谷底时获得重生
1976年10月对“四人帮”的粉碎给了人们一个充满希望的交代，也给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逝世以及唐山大地震这些接二连三的灾难画上了句号。中国在接近谷底时重生。
如今人们谈到邓小平1976年和1977年政治生命的起伏时常会说到，那一年北京一些街头的树上忽然挂满了玻璃瓶，很快被人理解为“树小平”；1977年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的纪念周恩来去世一周年的活动中出现了这样一条横幅：——“要深入批邓小平同志。你拿这么高的工资，不出来工作不行咧”； 1976年的广交会是历届广交会中最特殊的一次，广州组织了参加交易会的职工和代表差不多2000多人沿着东方宾馆、越秀山、环市路绕交易会走了一圈，队伍喊着“打倒四人帮”的口号，游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回到展馆。
经济生活一片惨淡
1976年的经济生活仍然一片惨淡。全民所有制单位职工的年平均工资是605元，实际上很多人每月还拿不到50元。但人们已经有了从茫然中挣脱出来的苗头。1976年安徽凤阳小岗村出现了私分自留地事件；“傻子瓜子”创始人年广久开始摆摊做生意，许多年后他不无吹嘘地说1976年自己挣到了第一个100万；凤凰牌自行车、蝴蝶牌缝纫机和上海牌手表尽管当时还是奢侈品，但很快就进入“三大件”的选择行列。1976年底的上海，出现了第一家自动售货商店和第一家电视机商店。一年后，北京排队最长的地方是理发店。
透过一片阴霾，袁隆平研究的杂交水稻在全国大面积推广，北大一名叫王选的年轻科学家跳过二代三代照排机直接研究的第四代激光照排系统获得欧洲专利，这些消息大大鼓舞了人心。
社会风气也在酝酿着改变。1976年人们对《春苗》注意点已不在对剧本中“官职最大的竟是一个走资派”之类的批判上，而是更喜欢影片里的演员李秀明，称她是中国的“山口百惠”；刘晓庆在《南海长城》里的亮相令她崭露头角，她和李秀明、张金玲一起被称作“北影三朵花”，三人中前两位的身上都极富转折时代的痕迹，她们都在90年代由艺而商，李秀明经营“大家宝”薯片成了一名成功的商人，刘晓庆则成为备受争议的明星。
1976年中国的众多遗留问题依旧存在，它们的解决和落实还要等待邓小平复出之后，但新的时代已经在拉开序幕。
选自《党史信息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