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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年12月的一天，美国联邦调查局西雅图办公室，资深调查员凯奇收到一封奇怪的信。信的第一句话就深深吸引了凯奇的目光：“我是D·B·库伯，32年前那桩轰动全球的劫机神话的制造者。你们追了我32年，其实，我一直就在你们的眼皮底下……”。
D·B·库伯!凯奇几乎要跳了起来。这是个曾经在几代FBI探员脑海中挥之不去的名字。尽管这是个假名，但它仍然成了世界航空史上最为传奇、也最神秘的一次劫机行为的代名词。难道在事隔32年后，这个神秘人物竟会自动现形?!
凯奇兴奋不已，思绪万千，那个已经成为经典的故事细节仿佛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眼前……
“这可不像是个玩笑”
那是1971年11月24日下午，正值感恩节前夕。天气阴冷低沉，一个黑发褐眼、商人打扮的中年男子出现在波特兰国际机场西北航空公司的售票窗前。他花了20美元，用丹·库伯之名购买了一张去西雅图的机票。半小时之后，库伯就坐在了西北航空公司305航班机尾18E的位子上，他面无表情，感觉不出任何异常。
305航班使用的是当时刚刚投入运营的波音“727—100”，飞机有94个座位，在那个特别之夜，该次航班共载有37名乘客和5名机组成员。机长是51岁的斯哥特，还有两名年轻漂亮的空姐，22岁的蒂娜和23岁的弗伦丝。飞机起飞前后，并没有谁向那位衣着平常、身高1.80米的库伯多看一眼，他随身带着一件黑色的雨衣和一个手提箱。当他朝身材婀娜的空姐弗伦丝招手时，上帝也不知道他到底要干什么。
飞机起飞后不久，库伯就递给弗伦丝一张字条。通常，在飞机上，有些爱寻花问柳的男人常常会把自己的电话号码或酒店房间号写给那些迷人的空姐，弗伦丝以为这次也不过是个男人追求她的小伎俩，所以只是笑了笑就将纸条塞进衣袋走开了。库伯脸色顿时像打了霜似的。当弗伦丝又一次走过来时，库伯严肃地说道：“你最好看一看字条，我这有枚炸弹。”说完，他打开手提箱，赫然露出一大堆电线和雷管之类的东西。
弗伦丝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她迅速拿出纸条跑到驾驶舱，机长斯哥特将字条看了一眼，立即就将情况向机场控制塔作了汇报。很快，西北航空公司高层就通知斯哥特：答应劫机者的所有要求，全力保证飞机的安全。
库伯递给空姐的那张字条上写的是：一、要求20万美元现钞，而且全部是20元面额的小钞，不能连号；二、要四具降落伞。他要求飞机在西雅图着陆后，这两项要求必须立即到位，否则，他将引爆炸弹。斯哥特在看过条子后，嘀咕了一句：“这可不像是个玩笑。”
机长命令弗伦丝重新回到劫机者身边去，这位年轻的姑娘尽管心怦怦直跳，但还是回到了库伯身旁的位子上。库伯此时已经换到了靠窗的位子上，他将手提箱里的炸药和电线再次露了出来，然后要弗伦丝通知机长，除非西雅图机场已将钱和降落伞准备就绪，否则飞机将只能在空中盘旋，不得降落。
弗伦丝这时心里突然全没有了先前的惊恐，她要求库伯冷静，不要干傻事。库伯只是冷笑着。不久，斯哥特通过广播镇静地说：“飞机出了点小毛病，我们将不得不在空中盘旋，请大家放心，问题很快就能解决。”斯哥特的话在飞机上引起了一阵小小的恐慌，不过，已经有几个人意识到飞机被劫持了。
高空遁身 人间蒸发
与此同时，地面上的各方人马已经紧急动员起来，西雅图警察、联邦调查局、联邦航空局纷纷展开行动，他们必须在半个小时之内满足库伯的要求。
联邦调查局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弄到全是20元的且不连号的小钞，很显然，库伯对这一点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知道1万张20元的美钞总重量为21磅，因为如果太重将会使跳伞变得危险；而大面值的钞票又容易被警方做上记号，将来难以使用。
但尽管库伯要求的是1万张不连号，且随意弄到的20元钞票，可联邦调查局还是做了手脚，他们派出大量警员，争分夺秒，在极短的时间内给这1万张美钞全部拍了照，记下了它们的号码。
没想到，寻找降落伞的任务比找钱更难办。一开始，FBI从一个空军基地那儿找到了几具军用降落伞，可库伯说他不要军用的，要民用的，FBI终于从一个跳伞运动学校弄来了四具供学员练习用的降落伞。
当然，在库伯的“条子”上并没有写上他将携款跳伞的计划，但人们完全可以作这种猜测。他们只是奇怪他为什么要四具降落伞?后来，人们不得不佩服库伯计划的周密：他要求四具降落伞，其实只是一种手段，让有关当局以为他会强迫人质跟着他一起跳伞，以免当局在降落伞里做手脚。
当地面人员将一切准备好后，他们通知了机长，飞机在17时39分降落在西雅图机场。库伯命令除非经他的允许，所有人不得接近飞机，然后，他要求空姐蒂娜打开飞机后舱门，让一名地勤人员在无任何人陪伴的情况下，将钱和降落伞送到飞机上来交给蒂娜。待他将那个装在银行钞票袋里的20万美元及降落伞“验明正身”后，他让36名乘客通过后舱门离开飞机，但他除了将乘务人员扣作人质外，还要求乘客留下一位，最后，一名勇敢的医生自告奋勇地留了下来。
现在，机舱变得空荡荡，库伯通过空姐的电话给机长发出指示，飞机再次咆哮着冲入茫茫夜空之中。接着，他开始询问弗伦丝开启机尾舱门的操作程序。弗伦丝拿出一张操作卡片递给库伯，但是强调在飞行中从没有人开过舱门，库伯依然表现得泰然自若，用低沉的声音说：“我知道怎么做。”
那名惟一留下来的乘客、医生约翰生以极大的勇气试图用心理战术降服劫机者，他向库伯谈着劫机的危险及可能面临的死刑的惩罚，但库伯显然属于那种“立场坚定”之人，他对约翰生苦口婆心的劝诫置之不理，又不慌不忙地指示机长怎么飞。他要求飞机飞行高度不超过万英尺，速度不超过150节，他还补充道，他的腰间挂有高度测量仪，能测出飞行速度，任何人都休想耍花招。
此时机长斯哥特已经知道，自己今天遭遇的绝不是个无知莽汉，库伯对一些飞行知识显然十分熟悉，他知道对于一个有经验的跳伞者来说，150节的飞行速度是个可接受的极限，飞行速度过快，对跳伞者将会极其危险，而太慢，飞机则有危险。他也明白，在1万英尺的高空，如果离开了飞机，人尚能正常呼吸，而且在这个高度，机舱内外的压力相当，当他跳出飞机时，也不会因巨大的压力差造成危险。但是，斯哥特却非常担心飞机的安全，因为如果按库伯所要求的飞行高度朝前飞行，飞机将经过几座海拔超过1万英尺的山峰。在经过几轮交锋后，库伯同意飞机可以稍稍偏离他原先指定的方向，但不得超过他定下的飞行高度。
飞机重新起飞后不久，库伯命令空姐和医生都到驾驶室去。当时，机舱门上没有窥孔，客舱里也没有监视器，没有人知道此时那个孤独的劫机者正在干什么。
机长斯哥特竭尽全力以前所未有的低速在超低空飞行，对于这架加满了油的飞机来说，要达到这一切可是个不小的挑战。大约在晚上8点钟，驾驶舱指示盘上的一个红灯亮了起来，表明机舱后门被打开了。通过对讲机，斯哥特问道：“先生，我们能为你做什么吗?”“不!”回答很干脆，这是飞机上所有的人听到库伯说的最后一句话。接着，斯哥特感到机尾震动了一下，他怀疑有什么东西已经从飞机上掉了下去。他记下了那个地方：波特兰以北约25英里，劳维思河附近。
此后，客舱中再也没有任何动静了。飞机在晚上10时15分降落在雷诺机场，机组人员等了5分钟后，打开连接客舱和驾驶室的门，客舱已空无一人，劫机者已经消失了，并且还带走了他所能带走的大多数东西：帽子、雨衣、据称装有炸弹的手提箱，当然，还有那包20万美元的钞票及四具降落伞中的一具。
斯哥特可以想像刚才空中出现的那惊险的一幕：库伯站在后舱门前，他用从备用降落伞上割下的尼龙绳，将他的战利品一一那个装满钞票的袋子绑在腰间，然后拉开了舱门，冰冷而刺骨的寒风扑面而来，几乎要将他吹倒。在这1万英尺的高空，外面的温度大约是－2℃，而飞机的飞行速度比他要求的其实要高——大约170节(每小时195公里)，他咬咬牙，朝着黑暗而未知的天空跳去。他可能并不知道，迎接他的将是道格拉斯山的危岩峭壁和渺无人迹的荒野、急流。
库伯留下的少数几件物品包括备用降落伞和一截雪茄烟头，此外，FBI刑侦专家还采集到了他的66处指纹。接下来就是大规模的搜寻，感恩节当天，大量警员在库伯可能跳下的区域进行了地毯式的空中和地面搜寻。然而，几个星期过去了，所有的行动都宣告失败，库伯仿佛从人间蒸发，除了留下一个永久的劫机神话，他没有留下任何能表明身份的蛛丝马迹。
在此后的许多年里，FBI动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寻找库伯的线索，然而，令人奇怪的是，库伯似乎根本就不属于这个世界，因为如果库伯是死了，但却从来没有谁报告说他们失去了丈夫、儿子或父亲；而如果他活着，也没有见他使用那1万张20元钞票中的任何一张。FBI曾印了一本厚达34页的册子，将库伯窃走的那1万张20元的钞票序列号一一列出。发给各地警察局，并且悬赏10万美元寻找这些钞票中的任何一张，可没有发现一张在市面上出现过。
自从库伯扮演天外飞仙成功之后，众多胆大妄为者纷纷效仿，但都没有库伯幸运。最惨的要数2002年5月25日，一位名叫阿古斯脱的“勇士”想重塑库伯式的“辉煌”，他为“解决”自身的财政危机，腰间别着一枚雷管及手枪，将一架载有277名乘客的菲律宾航班劫持，可怜这位“仙人”并非航空专业人士，当他在6000英尺的高空带着他的自制降落伞纵身一跳时，上帝都没法怜悯他。不久，人们在离马尼拉以东10英里的森林里找到了他的尸体。
真假难辨 悬念犹存
凯奇从沉思中回到了现实，他知道，这些年来，曾有数千名美国人曾举报说他们的朋友或者亲属或者同事就是那个著名的高空遁身的库伯，也有不少自称为库伯者。1995年，一位佛罗里达古董商在患肾病临终前对妻子说：“我就是丹-库伯”。古董商死后，他的遗孀向警方报告说丈夫在1971年感恩节前后的确有过一次道格拉斯丛林远足的经历，但经过仔细核对后，FBI发现，这位“坦白”的自我暴露者与以前的那些人一样，至多不过是个库伯的“崇拜者”。
那么，这一次是真是假呢?凯奇饶有兴致地将信继续读下去：“我是一位越战老兵，在70年代，那些幻灭低沉的日子里，我从战场上返家，满脑子装的都是曾朝夕相处的战友们血肉横飞的记忆，然而，等着我的并不是英雄凯旋的荣誉，而是深深的失落和对那场我们为之捐躯流血的战争的质疑：等着我的是老婆改嫁，找不到工作，被人遗忘，被战后抑郁症缠绕。一念之下，我决定铤而走险，我并不想伤害谁，只是想证明我的勇气和自信，同时要回本应属于我和我的战友们的那一笔补偿。尽管我后来才明白，其实我永远也无法使用那一笔钱。
“如今，我已是白发暮年、静卧病榻、行将就木，但心态平和，与世无争。你们也不用找我了，这一场漫长的猫鼠游戏也该结束了，愿上帝原谅我吧。”
凯奇放下信，他无法肯定这是真的丹·库伯，还是又一个库伯的“崇拜者”。但他似乎悟出了些什么，他相信，不管这个人是否真是库伯，在个人对抗社会的近乎悲壮的行为中，社会往往要负很大的责任。而那些铤而走险者所制造的所谓犯罪传奇，其实既是个人的悲剧，也是社会的悲剧。
选自《知音·海外版》2004.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