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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7月，新闻曝出黑龙江省方正县为日本开拓团建立纪念碑一事，引发了全国舆论的高度关注。一段尘封60多年的开拓团往事再次从历史档案中浮现出来。
武装移民侵入东北
1904年日俄战争的硝烟刚刚散去，辽宁金县的居民惊奇地发现，他们有了一群来自异国的“邻居”，这个名叫“爱川村”的聚落是中国东北的第一个移民村。这些第一代“开拓者”，主要是日本的退伍军人和零散的自愿移民，尚不成体系。但当时刚成立的“南满铁路株式会社”（满铁）副总裁后藤新平就已经开始了满铁的经营方针：第一是修铁路，第二是开矿，第三是移民，第四是发展农畜牧业，其中尤以移民为要务。
1931年，”九·一八事件”后的第一个冬天，正沉浸在国土沦丧之痛中的黑龙江佳木斯市市民，发现一个名为“佳木斯屯垦第一大队”的日本移民团体在城市中进行武装游行。这标志着“九·一八事件”以后日本武装移民的开始。这个团队按照军队模式，有4个中队，12个小队，配有火炮和机关枪。直接配合日军的军事行动，镇压抗日军民。1932年到1936年，日本有9个武装移民团侵入中国东北，达3000人，分布在黑龙江各地，此外，还有900名其他团体组成的自由移民，分布在中国东北和内蒙古。
除了日本扩张分子的侵华野心外，源于1929年的“昭和恐慌”，也是促进“满洲开拓”的一个重要因素。这是全球大萧条在日本的蔓延，加之关东大地震等灾害打击，使得日本农村普遍衰败，小农破产后只能卖儿卖女，许多人流落到南洋和中国。“昭和恐慌”在政治上促发了日本文官政府的垮台和军国主义的抬头，也为“满洲开拓”带来了移民之源。
这些从日本来的开拓团民大部分来自极端贫困的地区，如鹿儿岛、山形、长野等。战后学者对幸存者进行调查研究，发现这些团民除了少数狂热分子和御用民间组织外，大部分开拓团民仅仅是为了不在本国饿死或沦为奴工和妓女才前往中国，还有一部分人是为了逃避兵役。
1936年日本广田弘毅内阁制定了《满洲开拓移民推进计划》，把移民作为日本的七大国策之一，计划从1936年到1956年之间向中国移民500万，同时建设100万户的居民住宅。在同年，于伪满首都新京（长春）成立了“满洲拓植株式会社”（满拓），标志着移民的进一步组织化。
从“收买”变成赤裸裸明抢
开拓的一般形式，首先以“匪情恶化”为理由，将中国当地农民已经开垦好的土地指定为“无人地带”，然后将当地农民驱赶到所谓的“集团部落”中，然后伪满政府以极为低廉的价格购买那些土地给开拓团使用。据《梦碎满洲──日本开拓团覆灭前后》一书记载，日本地方官员濑岛幸三郎回忆：“所买之地全都是以惊人的便宜价格收买的，就连我本人都甚感惊讶。”
很多时候“收买”变成赤裸裸的明抢。比如哈尔滨的日本特工曾经雇用500名土匪，扫荡在海伦附近的4个乡村，腾出地方来给650名日本移民。或者是日本士兵在中国农民家里翻箱倒柜，用刺刀迫使他们交出地契。
日方资料承认，以这些形式强制掠夺的土地超过2000万亩。
那些被迁入所谓集团部落中的中国失地农民，生活困苦。对于这样公然的殖民掠夺，许多中国农民奋起反抗。为了切断他们和抗日组织之间的联系，集团部落以类似集中营的方式建立，中国农民的人身自由亦受到限制，在这种状况下，他们实际上已经沦为农奴。还有大量中国农民被迫奔赴更遥远的边疆做二次开拓，下场凄惨。
大量日本开拓团民在长期的错误教育下，自认为是高等民族，依仗种种特权，对中国人任意欺辱打骂、抢夺财产。当时在东北，居于统治者的日本人地位最高，然后是朝鲜人、冲绳人和关东州（即日俄战争后日本占领的旅大地区）的中国人，最低的是新征服的东北各族人民。据《满洲开拓史》，日本官员泷本实春记述，由于很多团民违法乱纪，被当地居民唾骂为“屯匪”。甚至日本陆军部也承认，“对开拓民的教育化为蔑视原住满人民族的观念，以至于殴打暴行，甚至杀害。因此，本来对开拓民的感情有所激化的满人民众更加不安，转化为反日感情的事例屡见不鲜”。
宣传“日满和谐”
1934年，黑龙江省依兰等地的中国农民为了反抗开拓团掠夺土地，发起土龙山暴动，最终惨遭日军镇压，数千人被屠杀，开拓组织“镜泊湖学园”也因屡遭抗日居民的袭击而废止。面对中国民众的反抗以及半军事化管理的压制，很多开拓团民也感到满洲远非乐土，退团、脱团事件不断出现，甚至出现各团互相火并和自杀的现象。
日本官员田岛梧郎记载：“在宁安县镜泊湖学园，由于饥寒交迫和中国军民的反抗，一些团民患上精神分裂、病死及自杀。”更有在黑龙江甘南县的团民佐佐木源吾因不满日军的暴行脱团，后赴河北参加八路军，最终为中国的民族解放事业献出了生命（其纪念碑在今哈尔滨市）。
另外，由于“满洲国”被日本“承认”并建立“邦交”，在理论上并非日本国的一部分，所以开拓团民依然居住在“外国”，但他们依然保留了日本国籍，不受满洲国地方法规的限制，虽然平时和中国人也多有交往，但是同化程度很低。到战败的时候，大部分人依然不太会说中国话。
事实上，当时的日本依旧是一个比较落后的帝国主义国家，大部分人抱有强烈的本土意识，即使生活贫困，对前往满洲开拓也抱有抵触态度。对此，日本当局开动宣传机器，除了”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等老生常谈外，主要大加渲染东北的富饶和肥沃程度。比如来自京都的水野百合子回忆当时的宣传说：“中国地很肥，一捏就出油，根本不用上粪，但因地多，开垦不过来，大部分都白白荒芜，开拓团的任务就是帮助中国开发土地，实现日满和谐，大东亚共荣。”即使如此，很多日本民众依旧半信半疑。
与“百万计划”相去甚远
1936年以后进入东北的开拓团，往往以家庭为单位，全家移民。在当地形成独立的村社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做到半封闭式的自给自足。以来自山形县的日本妇女松田千卫所在的依兰县北靠山屯开拓团为例，有移民187户，1000余人，分为11部落，各部落有部落长。团部设有“本部”，由团长负责领导，另有农指员2人，负责农业生产指导；警指员2人，负责治安保卫；医指员1人，负责医疗卫生，还有一所小学，有7名教师。这是一个较为普通的开拓团，很多地方的开拓团军事性质更强，等同于准军事组织，团民摇身一变就成了宪兵。
“满洲开拓”从“九·一八事件”开始，一直持续到二战末期，贯穿了日本侵华战争的主要过程，一直到日军先后失去日本海和黄海的制空制海权后才被迫停止。
总体数量来说，1938~1942年之间有20万青壮年农民移居中国，在此期间的1936年，又输送了2万人的完整家庭。到战争结束时，在东北和内蒙古大概有34万开拓团民，这与日本统治集团制定的百万计划还是相去甚远。
满洲开拓团生产效率低下却是不争的事实，他们几乎没有使用多少机械，全靠人力和畜力。由于很多人对当地实情不了解，依旧沿用日本的耕作经验，导致庄稼歉收，只有那些愿意虚心和中国、朝鲜农民学习的人，收获才有提高。比如在方正县吉兴村本野时兴一家，因为不懂在东北种粮的技巧导致颗粒无收，但是全家依然可以以发的大米吃饱。母亲给孩子们解释是“日本人吃粮、满洲人给，日满协和”。
一朝覆亡，惨象触目
1945年，苏联对日宣战，红军攻入东北，关东军很快瓦解，随即日本宣告投降。当时在中国大陆的日本平民及军属总数有近百万，但散落在东北乡野之中的开拓团民命运最为悲惨。由于军国主义的裹挟，和担心中国人的报复，部分人选择了集体自杀。比如在被称为“鬼子营”的方正县赵炮屯开拓团，团民集体自焚。还有团民岩崎一家所在的开拓团逃难时，日军要求扔掉小孩，被母亲们集体抵制后，所有母亲和自己的孩子们在一起被日军用手榴弹炸死。在靠山屯开拓团，团民羽贺君枝回忆团长因为不忍心80岁老母继续在逃难中受苦，下跪请求同行的日本士兵将自己母亲开枪打死。据日本《满洲开拓史》记载，类似子女杀双亲，父母杀子女的惨剧，在开拓团民南下逃难过程中频频发生。
而更多的人则是成群结队、扶老携幼，携带家中仅有的一点钱财和粮食逃往哈尔滨等大城市。由于苏联红军炸毁了松花江航道上的船只，还禁止日本开拓团民进入城市，而让他们聚集于郊外原野，虽在力所能及的情况下，发放了一些最基本的粮食，但是由于冻饿交加、疫病流行和长时间处于荒野之中，开拓团民大量死亡，其中在方正县附近尤为严重。
选自《时代周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