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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有人以为“满汉全席”是“清宫最高规格的御宴”或“清宫国宴”，这就错了。因为，专掌朝廷宴事的光禄寺从无将满、汉之馔合于一席的明举，御茶膳房亦无此为。这无非是要保持满洲至上和防范“汉化”。受掣于这种“以宴为政”之肘，清廷不会将满汉共席之谓之举明列于制。
“满汉席”的排演者是乾隆。这个事件发生在乾隆三十七年（1772年）十二月，当乾隆宠臣于敏中（户部尚书）的“三女”与孔子第七十二代孙孔宪培成婚之际，乾隆（偕皇后）亲驾曲阜祭孔，并特赐孔府“满汉宴，银质点铜锡仿古象形水火餐具”。
史传，于敏中嫁女实为乾隆嫁女；清皇室不能与汉通婚，这个公主就被寄养在于敏中家里，后由于敏中出面与孔家联姻。
一个奢侈的皇帝提倡一种奢侈的吃法，其中理由，得从乾隆的膳事行为说起。
乾隆的祖帝康熙的膳事一贯俭简，“每食仅一味，如食鸡则鸡，食羊则羊，不食兼味，余以赏人”；他的父帝雍正进膳只顾安全，不冀铺张，每膳的正馔小肴不过七八种。因此，乾隆在位初期还有节制。然而，随着做帝时间的延长，他的顾忌遂至淡漠。这种变化明显呈现于乾隆二十二年，他第二次南巡后。因有了南食之好，故经地方官举荐，继有苏州张东官、双林及关内冯鼎、郑二等一批俎技精良的汉厨到御茶膳房供职，并成了他的尚膳近侍。乾隆三十六年，他授意内务府规定各直省督抚、将军、都统等每年要进贡当地特产食材，广罗天下美味；御茶膳房的满、汉厨役已多达四百名。翻翻这时期的乾隆膳档，他每膳的肴馔已不下五六十种，惯以闽燕苏鸭和野味、热锅等满、汉“大件”为主（皆他喜食）。
可见，“满汉席”式的吃法已经存在于乾隆的膳事中，只是未被明谓、尚欠宴型而已。于是，乾隆预谋了与孔家的联姻之事。可以想见，皇帝的公主充当满人代表，孔子后裔充当汉人代表，使两个代表成为一家人，就具有典型的政统意义，也会影响到儒家儒学进一步靠拢清王朝，更会使“满汉一体”的国策深得人心。乾隆这是以器传意，明予孔府，连示官场，给“满汉宴”定了规矩。地方官们也自会领悟“圣意”，一直没名的“满汉席”始得明谓，遂成风尚。
由“满汉席”演变成“满汉全席”是在清末，这是慈禧从中使然。她比乾隆会吃。乾隆吃燕窝没什么名堂，慈禧就吃出了花样，如燕窝万字锅烧鸭子、燕窝寿字金银鸭子、燕窝无字三鲜鸭丝、燕窝疆字口蘑肥鸡，或别以“膺寿多福”、“洪福万年”等，惯为“四大件”，凡席皆有。乾隆不吃鱼翅，膳中从无此类馔品；慈禧却无翅不成席。她还特别爱吃烤乳猪皮和烤鸭，所以，挂炉猪和挂炉鸭也是逢席必供。概而括之，慈禧是充分地吃出了燕翅鸭大菜（汉式）和“挂炉双烤”（满式）为主的席式特征。
同治和光绪年间，慈禧每膳的定额还与同治皇帝一样，是四十八味，称全份；皇后吃半份，二十四味；其余依次递减。光绪继位后，慈禧等于升辈，竟然享受两个全份，即九十六味。光绪时期在慈禧身边做过“女官”的德龄曾回忆：（慈禧）“每天有两餐是规定的正餐，在这两次的正餐上便得照着规定，把那一百碗整整齐齐地端上来了”。这就吃出了“满汉全席”那样一席百余馔的规模。
史料记载，从光绪初叶“到光绪己丑、庚寅间，京官宴会，必假设于饭庄。饭庄者，大酒楼之别称也”。京官应酬，“更以碟碗之多寡别之”，清末京师的高档宴所始兴“燕翅鸭烧烤满汉全席”或“满汉大菜，烧烤全席”，大抵作俑于这一时期，继而蔓延各地省府和大都市。需要提及的是，这时期正值直隶和山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发生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灾荒之际，处于深重灾难的包围之中，京师的宴奢之风居然还竞相攀比！可见，慈禧的漠视民瘼、豪食享乐之症已经荼毒官场至深了。
至此，“满汉全席”遂成定谓，其盛行期约至慈禧罹恶疾而亡。
揆诸“满汉全席”的“成长史”，亦可当成清王朝兴衰史的侧影来辨识。“满汉一体”是这个王朝最大的政治需要，因而将“满汉通吃”、“满汉合食”的方式用为治民之道就很聪明。可是，当“满汉全席”终于盛行之际，却成了这个王朝颈项上的绳套。人若行奢，必致腐朽。历史往往是必然性和变数性相互作用的结果。
选自《书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