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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常说“京官穷”，依据是京官的俸禄的确少得可怜。清朝的京官比外官穷。外官有大笔的养廉银子，其数目相当于正俸的二三十倍，灰色收入也比较多。但话又说回来，在当时手握权柄的官员谁又会仅靠那点死工资来生活？京官中也有相当一部分手中有权，又不乏生财有道的主。他们捞外快的方式主要是打外吏的主意，借外吏之手来攫取灰色收入。
向上司送礼有定规
京官拥有地方官员任免的大权，外官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就必须与京官结成利益关系。这里所说的京官指的是掌握实权的高官。清人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里讲陕西粮道向上司和有关衙门官员送礼定规为：给西安将军三节两寿礼，每次银800两，表礼、水礼八色，门包40两；八旗都统二人，每人每节银200两，水礼四色；陕西巡抚，四季致送，每季银1300两，节寿送表礼、水礼、门包杂费；陕西总督，三节致送，每节银1000两，表礼、水礼八色及门包杂费。
与京城高官和地方官员相比，中、下级京官的生活可就没有那么滋润了，所以这帮中下级京官都希望有朝一日能够外放实缺，那样就可以有发财的机会了，然而“实缺”、“肥缺”毕竟是有限的，争之不易，只好眼睁睁看着有实权的大大小小官员凭借权力发家致富，大发横财。而这样一任知府的正式收入、灰色收入合计下来，捞取个十万两银子不是什么难事。
“朝中有人好做官”
封疆大吏在地方上要兴办什么事（当然要有利可图，尽管打着为国为民的旗号），首先要疏通中央的主管衙门，特别是皇上跟前能够说得进话儿的朝中实权派。所以督抚等大员进京办事，都要带上一笔数目可观的银款，以及金珠玉玩之类的珍宝，用来馈赠那些身居要职的京官，以取得他们的关照和通融。对于封建官家制度来说，“朝中有人好做官”、“大树底下好乘凉”并不是随便说着玩的，而是官员获取权力值的一条路径。
明清时期的京官与地方官之间的联系非常紧密，京官混在皇城里，就像地方官员派去皇帝身边的卧底。尤其是那些地方大员，他们需要随时随地了解京城的一切动态，了解皇帝的喜怒哀乐和对自己的看法，以备不时之需。《歧路灯》里说：“这官场中椒料儿，全凭着声气相通，扯捞的官场中都有线索，才是做官的规矩。”
对于地方官员来说，京官不仅扮演着卧底收集中央情报的角色，而且还掌握着任免、参撤官员等权力。而地方官员为获取这些信息和得到京官的照应，让官路越走越通达，往往会向京官馈赠银钱物件等。
这是一种典型的利益交换，地方官员用钱物来换取晋升的通道，而京官也为自己的财富累积开辟出一条输血的管道，双方可以说是各取所需。
利益交换被说成私下交情
地方官与京官把双方这种灰色交易雅化，明叫是赤裸裸的利益交换，却偏要说成人与人之间的私下交情。比如夏天送钱物叫“冰敬”，冬天送的钱财叫“炭敬”，离京时送的叫“别敬”或者“别仪”，年节送的叫“年敬”、“节敬”，甚至在时令季节，送些水果，比如西瓜，也要安个名号叫“瓜敬”，雅洁的礼品则称为“笔帕敬”等等数不胜数。
张集馨对官场“灰色生存”这一套有着切身的体会，他在《道咸宦海见闻录》中谈到这种情况时说：“京官俸入甚微，专以咀嚼外官为事。每遇督抚司道进京，邀请宴会，迄无虚日。濒行时分其厚薄各家留别。予者力量已竭，受者冀期未餍，即十分周到，亦总有恶言。甚而漠不相识，绝不相关者，或具帖邀请，或上书乞帮。怒其无因，闵其无赖，未尝不小加点染。”张集馨多次被朝廷派到地方上任大吏，深知其中的弯弯曲曲，也吃尽了苦头。光是“别敬”一项就花去不少银两。他在任陕西粮道离京前花去一万七千余两，任四川臬司花去一万三四千两，任贵州藩司花去一万一千余两，调任河南藩司花去一万二三千两。
何止是张集馨，只要在地方任过职的大员们都谙熟此套规则。同治年间，曾国藩担任直隶总督期间，他在写给儿子曾纪泽的家信中就提到，自己曾给三江两湖五省的京官送过一万四千余两别敬。
用贿赂一词串起来一个“求”和“谢”。“求”与“谢”之间，利来利往，一语道破了权力结构中上下纠结在一起的枝节藤蔓。
选自《每周文摘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