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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辈子不关心钱，嘴里很少说钱的事，口袋里一般不装钱，平时也不亲手花钱，但是，这并不代表着他没为钱烦恼过。在他的一生中，还曾多次向人“借”过钱，本文将毛泽东几次鲜为人知的“借钱”故事作一集中讲述，以飨读者。
借钱帮助赴法勤工俭学的留学生
1918年6月，毛泽东在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毕业。毕业之后，毛泽东与张昆弟、蔡和森等一批志同道合的热血青年继续探讨社会热点问题，就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接到杨昌济（原湖南一师教员，此时已是北京大学伦理学教授）的来信，信中谈到赴法国勤工俭学运动的事情。出国留学需要一大笔资金支持，即使采取半工半读的最省钱方式出国，仍然让这批年轻人在经济上倍感压力。
后来还是多亏了他的恩师杨昌济先生。杨老师在病重之时将两名学生引荐给当时颇有影响的章士钊，向其写信推荐：“吾郑重语君：毛、蔡海内人才，前程远大，君不言救国则已，救国必须先重二子。二子当代英才，望善视之！”章士钊当即许诺帮忙，随后发动社会各界名流捐款。章士钊利用自己当时的社会地位及影响，不久便在商界募集了二万元大洋并如数交给毛泽东。
章士钊慷慨资助的义举，毛一直铭记于心。到了上世纪60年代，才开始偿还。据章士钊女儿章含之（时任毛的英语老师）回忆：“1964年初，主席读完英文之后，要我陪他在寒风中散步，主席突然问我：‘行老（章士钊字行严）有没有告诉过你，我欠了他一笔债还没还呢？’毛主席讲述了父亲筹款资助留学法国一事。毛主席说：‘你回去告诉行老，我从现在开始还他这笔欠债，一年还两千元，十年还完两万。"
几天之后，章士钊果然收到了第一笔钱两千元。章士钊要女儿转告毛主席说不能收此厚赠，并说当年这些钱都是募捐来的。主席笑了：“你也不懂我这是用我的稿费给行老一点生活补助啊？他给我们共产党的帮助哪里是我能用人民币偿还的呢？我要是明说给他补助，他是不会收的。所以我说还债。这个钱是从我的稿酬中付的。”从此，每年正月初二这天，毛的秘书总会送两千元到章家。就这样，毛主席一直用自己的稿费偿还到章士钊1973年去世。
此外，在毛泽东去上海筹钱和欢送赴法留学生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据毛泽东自己回忆：“1919年初，我到上海去，可我只有到天津的车票，也不知道怎样可以走下去。不过，中国有句老话，‘天无绝人之路’，一位同学借了十块钱给我，使我能买票到浦口……不过当我到达浦口以后，又是一文不名了，而且车票也没有。没人有钱借给我，也不知道怎样才可以离开这个地方。不过最倒霉的就是一个贼偷去了我仅有的一双鞋子！哎呀！怎么办呢？可是我的运气又非常好。在车站外面，我碰到一个湖南的老友，他借给我足够买一双鞋子和到上海的车票钱。就这样，我安全地完成了我的旅程—— 一路盯着我的新鞋。”这位慷慨解囊的湖南老友就是李中，他是毛泽东在长沙一师的同学。因在浦口解了毛泽东的燃眉之急，在毛泽东心目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951年毛泽东曾二次写信邀李中去北京，但他不幸于1951年7月9日病逝于赴北京途中。
借钱脱险
1927年夏，蒋介石、汪精卫先后背叛革命，开始了残酷的“清党”运动。在危急关头，中共中央于1927年8月7日在湖北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即八七会议）。会议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著名论断。会后，中央决定派毛泽东为特派员，与彭公达一起到湖南，领导秋收起义，接到命令后，毛立即秘密乘坐一列货车前往长沙准备筹划起义。作为中共湖南省委前敌委员会书记的毛泽东，为协调好各武装之间的联络，频繁往返于安源煤矿和株洲等地。
9月6日，长沙卫戍司令部截获了长沙市共产党组织给各支部发布的关于中秋节举行武装起义的密令，卫戍司令部于是要求各地从9月8日起，“特别戒严五日，每日晚十时，即断绝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紧戒严，军警停止放假，日夜满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动”。
9月9日，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当日，毛泽东在安源做好安排后，由潘心源陪同赶往铜鼓。谁料在途经浏阳张家坊时，被团防局的清乡队抓住。当时许多团防局与国民党勾结，到处抓捕赤化分子。庆幸的是，抓他的官兵不知道眼前这位陌生人就是秋收暴动的指挥者。当官兵审问他时，毛泽东胡乱编了一个名字，说是因走亲戚路过此地。官兵半信半疑，决定将他押往民团总部，准备与其他共产党嫌疑分子一起处决。毛泽东急中生智，在押送过程中，和一个“同犯”讨好关系，借了几十块钱。
毛泽东后来回忆道：“我从一个同志那里借了几十块钱，打算贿赂押送的人释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佣兵，我遭到枪决，于他们并没有特别的好处，他们同意释放我，可是负责押送的队长不允许。于是我决定逃跑。但是直到离民团总部大约200码的地方，我才得到了机会。我在那地方挣脱出来，跑到田野里去。”毛泽东跑到一个高地，下面是一个水塘。周围长了很高的草，在那里躲了起来，大气不敢喘一口，一直到太阳落山。士兵们追捕他，还强迫一些农民帮助他们搜寻。“有好多次他们走得很近，有一两次我几乎可以碰到他们。虽然有五六次我已经放弃希望，觉得我一定会再被抓到，可是我还是没有被发现。最后，天黑了，他们放弃了搜寻。我马上翻山越岭，连夜赶路。我没有鞋，我的脚又伤得很厉害。路上我遇到一个农民，他同我交了朋友，给我地方住，又领我到了下一个乡。我身边有七块钱，买了一双鞋、一把伞和一些吃的。当我最后安全地走到农民赤卫队那里的时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两个铜板了。”
向徐海东借钱过冬
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中央红军被迫长征。1935年，在历经千难万险后，中央红军主力胜利到达陕甘根据地，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时已进入严冬时节，部队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困难，缺吃少穿，连温饱都成问题。如何筹划粮被，让官兵们顺利过冬便成为摆在红军首领面前的首要问题。
毛泽东同周恩来、彭德怀、林伯渠等多次开会商讨解决过冬被服、部队给养问题，并在凤凰镇专门设采办处，以陕甘支队后方部部长杨至成为主任。杨至成走马上任盘算家底后发现，部队满打满算也只有1000多块大洋了。而当时红一方面军一共有7000多人，要想渡过眼前的给养难关，至少需要两三千大洋。
杨至成将情况向毛泽东、周恩来作了汇报。周恩来着急道：“上哪儿去弄这么多大洋啊？”毛泽东突然想到了前几天刚见面的红15军团首长徐海东。他对杨至成说道：“我给你写个借条，你拿去找找徐海东如何？我相信，只要有可能，海东是一定会帮我们这个忙的。”于是毛泽东挥笔写道：
海东同志：请你部借二千五百元给中央，以便解决中央红军吃饭穿衣问题。
此致
敬礼！
毛泽东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
杨至成立即拿了借条找到徐海东。徐海东看完借条后，陷入深深的自责和愧疚中。自从和中央红军会师后，他早该想到中央的困难了。虽然让经理部给中央几位领导同志做了几套棉衣，送去了几包银耳，但就是没有想到该拨出一部分钱款送去解饥寒。如今反倒让毛主席亲自打条子来借钱，这可真是不该啊！
杨至成走后，徐海东立即叫人把供给部长查国桢找来：“咱们现在总共还剩多少钱？”“还剩7000块大洋。”查国桢答道。
“那好，你把7000块钱留下两千，拿5000块给中央。”徐海东手臂用力一挥，斩钉截铁地说道。
素有“守财奴”之称的查国桢坐在炕沿上没言语。他思量：军团首长决定了的事，他当然不该反对。可是，部队眼下正需要花一大笔钱支付伤病员过冬的经费啊！
徐海东明白查国桢心里是怎么想的，他对查说道：“是啊，这点钱我们自己都不够用，可是，你想过没有，毛主席开口向我们借钱，说明党中央、中央红军比咱们还要困难。我们就是不吃、不穿、挨冻受饿，也要支援党中央，也要保证他们平安度过陕北的第一个冬天啊！”
查国桢毕竟是一名经历了长征生死考验的老红军、老党员，听了军团长的一席话，坚定地点了点头，说：“我们在陕南的时候，天天想中央、盼中央。你和吴政委当时都说，我们哪怕三千多人都牺牲了，也要迎接中央的到来。现在送去几千块钱，这算得了什么！今天，我不当‘守财奴’了，我这就去办！”第二天，供给部派人把5000块钱送到中央红军后勤部。杨至成高兴地说：“这下可救了急了！”
很多人不知道毛主席亲自写条子借钱这桩事，但毛泽东却一直记着它，好多年之后，他还说：“那时候，多亏了那5000块钱啊！”
选自《党史博采》201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