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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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死谏,武死战,是文士与武士各自的修气之道。到底而言,武人死战者比文人死谏者要多,文气卑弱,武气刚烈,基本如此:文人死谏而声名卓著者,唐有魏征,明有海瑞,其他各朝各代也都有,只是不太彰著。唐朝为什么会出现魏征?海瑞为什么会出在明朝?如果说魏征之出,全赖人主,全赖唐太宗的所谓开明;那么海瑞之出,则全赖士气,全赖明朝士人群体孕育而出的刚强文格。

  明朝方孝孺是一位大文士,也是一条大汉子,面对残暴的朱棣要诛其九族,他昂然不屈,铿然道:“诛我十族又如何?”方孝孺被诛,时人叹息“读书种子绝矣”。其实,明朝的读书种子并没因方孝孺而绝。而明朝的文人士气续接方孝孺之气而气贯明朝之长空,他们以士大夫的使命感相标榜,以古君子的人格风范相砥砺,忠直敢言,铿锵谠论,虽遭碎首分身而前赴后继。可以说,明朝士大夫之雕像不是独秀峰,而是以群雕形象群峰争峙。

  明武宗是个特别荒唐的主,他多次以出征之名行游山玩水之实,正德十四年,他听说宁夏“有战事”,十分兴奋,给自己戴了顶朱寿大将军的帽子,准备亲征。看到这个荒唐主将把战争当儿戏玩,当猴戏耍,齐刷刷,一个文臣跪下去,两个、三个……文臣次第跪了下去,都来文死谏;明武宗把目光转向大学士梁储,叫梁给他起草任命文件,梁冷然道:“其他事皆可顺从,此制绝不起草!”明武宗勃然大怒:“如不草拟制书,当吃此剑。”梁储威武不屈:“臣逆君令,愿受死;倘若臣草制,臣死不敢受命!”

  武宗时太监刘谨一手遮天,但与明朝魏忠贤干政大不同,魏氏蔽朝,士大夫多去拜干爹;刘谨当道,士大夫则是以死抗战。刘谨将大学士刘健、谢迁排挤出朝,南京、北京两京二十一位言官,或联名上疏,或单独奏章,奋死抗辩,二十一人全部杖死阙下。杀了言官后,还有言官来。有蒋钦者,沿着二十一位言官之道,又踏上了死节之路,他先是被廷杖,屁股被打得稀巴烂,被削职为民;没三天,他又上书了,剑锋依然直指刘谨,屁股又打得稀巴烂,关入牢狱;到了牢里,伤疤未好忘了疼,没三天,又是奋笔疾书。据说在写此疏的夜晚,灯下微闻鬼声来自墙壁,蒋钦整肃衣冠:“果先人,盍厉声以告。”言未了,那声音益大,蒋钦慨然而叹:“死则死,此稿不可易!”此稿一上,死期果到,三天后死于狱中。

  有明一朝,不惜身死而蹈气节的,并非个别。嘉靖年间,发生了一次礼仪之争。世宗朱厚璁以武宗堂兄继承大统,年号嘉靖,换句话说,他是皇帝,他爹没当过皇帝;嘉靖帝登位第七天,提出给他爹兴献帝名号前加一个“皇”字,去掉“本生”两字,这引起了列班文臣的坚决反对。弄到最僵的时候,朝官二百二十人,齐刷刷地跪于左顺门,齐刷刷地哭声震天,跪可以,哭可以,掉头可以,就是皇帝这个命令不可以执行。这二百二十人里,有一百三十四人被抓,下了锦衣卫牢狱,八十多人被命待罪,最后八人充军,一百八十多人被打屁股,十七人被打屁股打死。

  明朝士子群体抗谏,大规模的有三次。武宗正德朝死谏南征,嘉靖朝死谏礼仪,万历朝还有一个死谏国本。太子之废立,一直是皇朝的国本,万历帝有长子朱常洛,但他喜欢的是郑贵妃。郑给他生了儿子朱常洵,为了讨好郑贵妃,万历准备换太子,这就引起了文臣与皇帝的大规模长时间的剧烈冲突,当时比较温顺的首辅申时行在这问题上也绝不含糊,以内阁成员集体辞职“要挟”皇帝。这次国本之争,历时三十多年,群臣奏疏成千上万,最后以六七位阁臣撤职,一百多位大臣降职的惨重代价,赢得了胜利,保了“国本”!

  明朝皇帝,除朱元璋与朱棣比较强势外,其他都是九斤老太的后代,一代不如一代,一个比一个荒唐,一个赛过一个平庸。但是,明朝在历朝历代里,还算是一个有作为的朝代,论疆域,论经济,论军事,论外交,都不算是弱朝;万历帝几十年不上朝,而国家机器依然不断运转,这是为什么?这是因为皇气卑弱,而士气鼎盛。让皇帝歇菜去,让士子治大国若烹小鲜,在皇权里,这是相对民主与相对理想的状态,最怕的是皇帝一人独霸而群臣万马齐喑。或许可以说,皇气卑弱而士气鼎盛,不是国家之不幸,恰恰是国家的福气。

  选自《中国青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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