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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6年4月，毛泽东在广州视察。4月初他来到羊城时气温就已很高了，到了中旬，已达28摄氏度。他下榻的住所里开始出现可恶的蚊子。尽管居住环境并不理想，可是毛泽东仍然没有返京的意思，他似乎在静静等待着什么。
毛泽东在广州的反常举止，引起了担任出行保卫工作的公安部部长罗瑞卿的注意，而罗瑞卿又不敢随便打听毛泽东继续留在炎热广州的真正原因，他误以为毛泽东在广州还有重要的活动安排。包括江青等在内的所有身边人员，都猜不透毛泽东为什么按兵不动，每天仍坐在依靠电风扇驱热的临时办公室里批阅文件，而这时候随行的杨尚昆和汪东兴已在着手做近期返京的准备工作了。直到4月14日，毛泽东派人把广东省委第一书记陶铸请进他下榻的招待所，滞留羊城的真正原因终于解开了。
毛泽东召见陶铸，向他询问珠江的水势。最后，毛泽东告诉陶铸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决定：“我想在珠江里游泳。如果我不等待天气转暖游珠江的话，也许早就离开广州了。”
陶铸听了毛泽东的这一打算，压力很大。陶铸深知毛泽东在珠江游泳可能发生的一系列问题。珠江水流湍急，而且濒临港澳，当时的港澳两地尚属禁区。如果他下水游泳，肯定会引起江面上各种船只的注意。万一在这些船只中混有敌特分子，后果将不堪设想。于是陶铸委婉地劝阻说：“虽然现在天气已经明显转暖了，可是珠江水流仍然湍急，而且水下的温度可能很低，并不适合主席游泳。”
毛泽东大手一摇，打断了陶铸的话：“没关系，如果说清晨的江水温度低些，那么到了中午呢，肯定适合我游泳的。你要知道，我来到广州，不游一次珠江，将是我心中的一大憾事啊！”
陶铸知道无法劝阻，于是便把他的担心委婉地告诉了罗瑞卿。
罗瑞卿急忙把消息转告随行的中办主任杨尚昆和汪东兴。杨、汪听到这件事，也都十分紧张，他们担心三个不利因素：一是珠江水流湍急，春末夏初，水下温度较低，现在尚不到可以游泳的时机；二是珠江江面渔船较多，很难保证安全；三是珠江附近有许多工厂，难免有大量有害人体的工业废水流入珠江。罗瑞卿和汪东兴建议杨尚昆以中办主任的身份亲自向毛泽东说明这三点不利条件，设法让毛泽东改变主意。
但杨尚昆说：“主席一旦决定了的事情，任何人想劝阻到头来他都不会改变主意的。”当时，罗、杨、汪三人研究，一致认为阻止毛泽东在珠江游泳，仅以安全这一条件是很难奏效的，唯一的办法是请陶铸出面，尽快把珠江水势的情况，尤其是关于江边工厂排污的实际情况等从速整理成一份报告，呈送毛泽东参阅。
陶铸很快就拿出了报告，但没想到，毛泽东对珠江水污染严重之说不以为然：“如果按照你们的这些规条，人就根本不要考虑生存了，同时也不要喝水了。其实大江大河从来都不会那么干净，即便经过处理的蒸馏水，也未必就没有任何杂质。人活在世上，总是离不开空气、土壤、阳光和水的嘛。土壤就那么干净吗？空气就那么干净吗？阳光也还有紫外线，更何况江水呢？水至清则无鱼，我们不能把水看得那么脏，人可以弄脏水，可是水却无法弄脏人。珠江排放污水，说明广州的环境生态还有待于提高。我们可以避开下游，到上游去游，水总是要少一些污染的啊。”
毛泽东这一番有理有据的话，把罗瑞卿、杨尚昆和汪东兴多日来想好的劝阻理由驳得支离破碎。“无计可施”的他们本来还寄望党中央从北京发来劝阻意见，可就在4月18日下午3时，毛泽东忽然把罗瑞卿、杨尚昆和汪东兴请进起居室，吩咐说：“我现在就去珠江游泳。”罗、杨、汪三人大吃一惊，百般劝阻无效，只好马上准备下江游泳事宜。可毛泽东连准备游泳衣的时间也不给了，因为他在房间里热得难熬，于是罗、杨、汪安排身边善于游泳的警卫人员组成了一个保卫小组，然后大家紧紧相随地陪同穿着睡袍的毛泽东出了招待所，来到江边，登上了一艘临时调来的游艇。小游艇在不惊动附近渔民的情况下悄然向珠江上游驶去。
毛泽东伫立在游艇上显得格外兴奋。毕竟是久卧思动，许久不曾到大江大海里游泳的他难得有一次亲临珠江游泳的机会。游艇很快来到渔船较少的上游水域，毛泽东和身边随行等依次下水，毛身边围着一批颇识水性的警卫战士，一行人便开始在下午的烈阳下畅游珠江。所幸罗瑞卿等人担心的安全问题并没有出现。不过，让罗瑞卿和杨尚昆等人无法容忍的是，珠江的水质恶劣，水流中的污物和粪便不时从毛泽东身边滑过去。可毛泽东对此似乎毫不介意，他只是在水流之中安然仰游，双目微闭，旁若无人地在浩瀚江水中劈波斩浪，随同他游泳的青年战士们也自愧不如。就这样，两个多小时的游泳顺利结束了。
回到住地后毛泽东神情愉悦，畅游珠江似乎了却了他毕生的一桩大心事。晚餐桌上，毛泽东说：“游了珠江不算完，这只是开始，我接下去还要游湘江和长江。”罗瑞卿等人一度平缓的心再次悬了起来──湘江和长江的水势远比珠江湍急，而毛泽东在这一年毕竟已是63岁的人了。
选自《羊城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