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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毛泽东看来,没有独立的人格,事事依附别人是什么事也干不成的。平日,从毛泽东对一些人物的点评中,我们就能体察到他可贵的人格独立性。
割掉贾桂的“奴隶尾巴”
京剧《法门寺》讲了这样一个故事:公子傅朋在孙家庄偶遇孙玉姣,互生爱恋,后因歹人诬陷,蒙冤入狱。侠女宋巧姣在刘瑾(明史上最有名的太监之一)陪同皇太后到法门寺进香时,冒死告状。刘瑾命人复查后,冤情才得以昭雪。
毛泽东十分爱看这出戏,在延安时,就不厌其烦地看过4遍;重庆谈判时,蒋介石曾3次请毛泽东看戏,其中就有《法门寺》。据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回忆:每次看《法门寺》,当演到刘瑾让贾桂坐下,贾桂说“我站惯了”时,毛泽东总是不禁哈哈大笑,还经常指着贾桂说:“你看,他真是一副奴才相,人家叫他坐下,他说站惯了。”
1949年夏天,毛泽东在北平长安大戏院观看《法门寺》后,对身边的警卫说:“《法门寺》里有两个人物很典型,一个是刘瑾,一个是贾桂。刘瑾从来没有办过一件好事,唯独在法门寺进香时,纠正了一件错案,这也算他为人民办了件好事。贾桂在他上司面前,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是十足的奴才相,我们反对这种奴才思想。”
1956年4月20日,毛泽东为撰写《论十大关系》在听取国务院部门负责人汇报时,针对社会上流行的“如果没有苏联的援助,中国的建设就不可能成功”的错误观点,批评说:“当奴隶当惯了,总是有点奴隶气,像《法门寺》里的贾桂一样,叫他坐,他说站惯了。”在1958年召开的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毛泽东再次讲道:“中国人当帝国主义的奴隶当久了,总免不了要留一点尾巴,要割掉这个奴隶尾巴,打倒贾桂作风。”
推崇梁鸿的“硬骨头”精神
毛泽东对东汉初期的经学家、文学家梁鸿(因撰写讽刺统治阶级奢靡生活的文章被迫改名换姓到南方,给人舂米为生)推崇备至,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及梁鸿,是在1958年。当时,毛泽东正在武汉视察,在回忆革命烈士雅声时说:“他的名句我还记得:‘范叔一寒何至此?梁鸿余热不因人。’这两句用典,很融洽、很活,我看比李商隐的好⋯⋯表现了诗人在当时白色恐怖中的硬骨头精神。”
1959年3月,在郑州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又提及了梁鸿“不因人热”的故事:东汉有个梁鸿,穷得要死,给人舂米度日。一天,有个人对梁鸿说:“我这里有火,你用它来烧饭吧。”不料,梁鸿拒绝了,他熄灭灶火,重新燃薪做饭。“你有热,我不沾光,这个梁鸿就是个硬汉。”接着,毛泽东又说:“我们中国穷,但我们不要恩赐。”他还鼓励干部,“要立这个志气,要自力更生,要有这个志向。我们人多,我们要靠自己的双手起家”。
“徐无杖”应“以身殉志”
毛泽东在看《旧唐书·徐有功传》和《新唐 书·徐有功传》时,曾在空白处写下了这样一段批语“‘命系庖厨’,何足惜哉,此言不当。岳飞、文天祥、曾静、戴名世、瞿秋白、方志敏、邓演达、杨虎城、闻一多诸辈,以身殉志,不亦伟乎!”
徐有功在蒲州任司法参军期间,每每审案,都“力求宽仁,从不轻易动用刑讯”,而是用仁义道德去教育感化案犯改过自新,他执法3年,竟无一次使用杖罚。在徐有功的治理下,蒲州各地民风大改,百姓称其为“徐无杖”。后因其政绩卓越,拜为司刑丞。他秉公执法,不怕得罪权贵,甚至当面顶撞过武则天。为此,他多次被罢官,3次获刑,几丧性命。公元693年,武则天再次起用徐有功时,他辞而不受,说:“臣闻鹿走山林而命系庖厨者,势固自然。”
在毛泽东的眼中,徐有功并非一个完人。毛泽东虽欣赏他秉公执法、不徇私情的断案手笔,但对他最终选择逃避现实的做法却不以为然。这显然与毛泽东敢于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性格是有关的。
反对宋江的“投降主义”
毛泽东在湖南一师读书时,每每与同学论及救国之道,总以“学梁山泊好汉”作答。
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毛泽东一直对梁山英雄的作为持肯定态度。他同情英雄们逼上梁山的无奈,肯定他们“造反有理”。毛泽东曾对人说:“《水浒传》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
对于这场农民运动的首领宋江,毛泽东对他有过多次肯定,他曾说:“《水浒传》中的三打祝家庄,为什么要打三次?我看宋江这人有头脑,办事谨慎,前两次是试探,后一次才是真打。我们干革命,就得学宋江,要谨慎。”
然而,晚年的毛泽东对宋江的评价重点却由赞扬转向了批判。1975年5月,毛泽东的白内障病情已非常严重,为了保护他的视力,工作人员尽量把文件读给他听。因为毛泽东喜爱古典文学作品,北京大学教员卢荻就曾受命给他读过一些文史作品,他也曾就几部古典小说的评价问题请教过毛泽东。在谈及《水浒传》时,毛泽东认为“《水浒传》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水浒传》只反贪官,不反皇帝。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这支农民起义队伍的领袖不好,投降”。
选自《湘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