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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6年到1879年,直隶(今河北)、山东、河南、山西、陕西等省,持续4年遭受大面积干旱,农产绝收,田园荒芜,“饿殍载途,白骨盈野”,因饥荒及疫病致死的人共约1300万。此次灾害是有清一代最大的一场劫难!因以1877(丁丑年)和1878(戊寅年)最为严重,故称其为“丁戊奇荒”。
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1875年初,年仅4岁的光绪,刚刚被扶上皇帝宝座,北方很多地区便先后呈现出干旱迹象。当年,京师和直隶地区一直到冬天,仍然雨水稀少。
一年后,旱情加重,以直隶、山东、河南、山西为主要灾区,北至辽宁、西至陕甘、南达苏皖,形成了一片前所未有的广袤旱区。受干旱影响,华北大部分地区的粮食等农作物全面歉收,产量减半,山东收成甚至不及往年的3成。
1877年,华北旱情急剧升级,尤其是山西,旱荒空前。山西巡抚曾国荃向清廷奏报时称:“晋省迭遭荒旱……赤地千有余里,饥民至五六百万之众,大祲奇灾,古所未见”,“询之父老,咸谓为二百余年未有之灾”。
当时在山西,饥民为了活命,树皮草根都已吃光。绝望的民众甚至取小石子磨粉,和成面状吃下,或掘观音白泥充饥,结果,不数日间,泥性发胀,腹破肠裂。
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曾在日记中记下了山西受灾的惨状:城门口旁边堆放着被剥光了衣服的一大堆尸体,这些人的衣服全被送到当铺换取食物了。这一带路上的树都呈白色,从根部往上10尺到20尺的树皮全被剥光充作食物。
旱灾的阴霾,同时笼罩在河南、陕西等省上空。许多灾民“不得不逃亡四出,扶老携幼,号泣中途,带病忍饥,踉跄载道”。走投无路的饥民甚至铤而走险,聚众抢粮。他们打着“王法难犯,饥饿难当”的旗号,拦路抢劫,粮价因此又陡增10倍以上。直隶地区也有灾民组成“砍刀会”,专门抢粮。
到1878年,大旱持续已3年,因旱灾带来的各种人间惨剧,更为严重了。河南境内,侥幸活下来的饥民大多奄奄一息,连割人肉的力气都没有了,一些气息犹存的灾民,倒地之后被饿犬、野狼残食。春夏之交,北方大部又因灾害引发了瘟疫,河南几乎十人九病,陕西“灾后继以疫疠,道殣相望”,山西百姓因疫而死的达十之二三。
据不完全统计,从1876年到1879年,山东、山西、直隶、河南、陕西等地区,受旱灾及饥荒严重影响的民众人数,多达1.6亿到2亿,约占当时全国人口的一半。直接死于饥荒和瘟疫的人数,约1300万人,仅山西一省1600万居民中,就死亡500万人。
天灾背后的人祸
“丁戊奇荒”为什么会造成上千万的人死于非命?考察一下清朝当时的政治和社会现实,不难发现,这场触目惊心的大灾害,既是天灾,又为人祸。
自古以来,完善的仓储制度和充足的粮食储备是国家稳定的重要保证。与历朝历代一样,清王朝也在各省、州、县设置了粮仓,并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备的管理制度。但随着清王朝的日益腐朽,仓储制度也渐趋衰败。各级官吏非但没有及时采买仓谷,反而借机变卖、挪用、侵盗粮食。
1830年,户部检查全国粮仓储备情况时发现,实存粮仅1400万石,缺额达1800万石。到1860年,全国只存523万石了。无怪乎“丁戊奇荒”爆发之际,灾区缺粮,不但无树皮草根可采摘,“抑且无粮可购,哀鸿遍野,待哺嗷嗷”,很多人因此活活饿死。
同时,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清王朝腹背受敌,内外交困,元气大伤。仅鸦片战争就耗去了国库存银的3/4,镇压太平天国运动又至少耗掉4亿多两白银,此外还有对列强的巨额赔款和其他大小战事的军费,以致在1864年,清王朝国库仅有6万余两白银。“丁戊奇荒”发生时,“海内穷困已极”、“内外库储俱竭”,尽管清政府多方筹措,仍捉襟见肘。
另外,为了增加赋税和财政收入,清政府竟允许并鼓励民众种植鸦片。第二次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迫使清政府解除鸦片禁令,使鸦片贸易合法化。自19世纪60年代起,西方每年输入中国的鸦片有5.6万担,中国白银为此大量外流。李鸿章等人于是提议:“洋药不能禁其来”,不如“开洋药之禁以相抵制”,不惜以自种自产鸦片的方式与洋人抗衡。几年后,全国各省几乎都有鸦片种植,山西、河南、山东等重灾区更是生产鸦片的重要基地。
卖官筹款 义赈救民
大旱发生后,为了减轻灾害带来的严重后果,清王朝还是多方筹措,采取了多种赈济措施。
首先是赈粮。如山西灾情发生后,曾国荃亲临灾区核实灾情,并按灾情轻重分发赈粮,平粜粮价,广设粥厂,赈济灾民。
为筹集赈灾款项,清王朝一度同意捐官。光绪三年(1877年)七月,在曾国荃奏请下,清政府发给他虚衔和实职的空白执照各2000张。曾国荃除了在山西就地开捐外,还派人到商贾富足之区,如天津、上海、汉口、宁波各处设捐输局,按捐输数量的多少,分别给捐者不同的官衔和官职。北方灾区用此法集捐赈银多达四五百万两以上。
另外,清政府甚至派员前往香港、新加坡、吕宋(今菲律宾)、安南(今越南)等地,竭诚劝募。仅山西、陕西两省就募得银1576万余两,赈粮分别约为176万石和110余万石。
与此同时,“民捐民办”的新赈灾形式——义赈,也应运而生。上至达官名流、富绅巨贾,下至平民百姓,流民乞丐,就连远隔重洋的爱国华侨也“向风慕义”,踊跃捐赠财物。听到北方旱灾的消息后,南方“贫士捐膏火,妇女脱簪珥,百工减佣资”,很快集成巨款,并派代表携至灾区,发放到灾民手中。
在士绅集团的积极推动下,临时性的散赈,逐步向制度化、综合化方向发展。1876年,江淮、徐州等地受灾,著名的“红顶商人”胡雪岩“集十余万金往赈,为义赈之始”。两年后,上海协赈公所成立后,各地纷纷效法,一时间,各式各样的义赈组织星罗棋布,几乎遍及大半个中国。
灾民被逼“走西口”、“闯关东”
“丁戊奇荒”也引发了中国近代史上大规模的灾民迁徙潮,其中尤以“走西口”和“闯关东”最为典型。
“丁戊奇荒”迫使大批山西百姓背井离乡北上长城口外的蒙古,另谋生路,其中忻州、雁北等晋北地区最为突出。山西北部向来土地贫瘠,自然灾害频繁,生存环境恶劣,“河曲保德州,十年九不收。男人走口外,女人挖野菜”的民谣,便是当时社会状况的写照。每遇灾歉,人们不得不流离失所。
这些从灾荒中远走他乡的逃难人,将晋文化带到了内蒙古中西部地区,与当地的游牧文化相融合,形成了富有活力的移民文化。口外蒙古地区传统单一的游牧社会,逐渐演变为旗县双立、农耕并举的多元形态。
与山西类似,受“丁戊奇荒”影响,无以为生的山东饥民,大量外出逃荒,纷纷“闯关东”,以致出现了大规模的流民潮。他们抛弃家园,逃至产粮较丰的东北奉锦一带,那里土地肥沃,人烟稀少,且与山东仅一海之隔,乘船当日可至,因此“闯关东”对山东灾民具有极大的吸引力。至1877年4月底,逃出山东而投奔他乡者已有300万人。
选自《文史参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