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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4月，中央红军第二次渡过乌江，浩浩荡荡进逼贵阳。当时，我是红一军团宣传队的宣传员，在贵阳的一个村子里，亲眼见证了毛主席雨夜让房给战士，自己住进“担架房”的感人经过。
人们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这话一点不假。这天，我们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了80多里，午夜，来到马场附近一个百十户人家的村子宿营，这里的老乡因长期受国民党反动派的欺骗宣传，大部分跑光了，村里一片死寂，只有不远处传来哗哗的流水声，那是从村子西头的清水河传过来的。
部队很多，村里能住的房子都挤满了人，我们18名宣传员被分配到紧靠河边一间破烂不堪的柴屋里，屋子房顶大大小小露了七八个窟窿，里面还堆放着一些柴草和破烂家什，能待人的地方所剩无几，忽听外面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挤出去一看，是我们组长彭雄辉和另一名宣传员，他们说，队长命令我们三人去村东头一个土豪家搜查房子，一会儿毛主席要住进去。
这个土豪家三间大瓦房，东西两间已住满了部队，留给毛主席的是当中一问。屋里空荡荡的，除了一张八仙桌和几把太师椅，什么也没有。大概是红军到来前，土豪把东西都运走了。我们用手电照亮，仔仔细细把屋里搜查了一遍，正要出去，迎面走进来三个人，我一眼就认出，走在前面那位是毛主席，另外两个是警卫员，其中一人还提着一盏小马灯。毛主席穿着一身灰军装，戴一顶八角帽，手里拿着一个滴着水珠的大斗笠，裤子下半截湿透了，裤脚溅满了大大小小的泥点子，走一步一个水印。他向四周打量了一下，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说：“好，房子蛮好嘛。”然后目光落在我的脸上，微笑着走过来说：“这不是小老头吗，怎么样，走得累不累?”
我岁数小，但演戏时却经常扮演老头，因此毛主席常把我叫作“小老头”。
我把腰板一挺，响亮地回答：“不累!”
“我都累了，你能不累?”主席故意板着面孔说，然后又拍拍彭组长的肩膀，“你叫彭雄辉吧，你的海军舞跳得不错嘛……”
毛主席话还没说完，忽然听到院子里人声嘈杂，我和一个警卫员急忙跑出去看，原来是直属部队的20多个战士，他们刚进村子，转了几处没有找到地方住，见这里有房子，便走进院子里，我和警卫员告诉他们，这是中央首长的住处，这时毛主席走出来，对我们说：“不要撵人家嘛，让他们进屋。”
“主席，您晚上还要办公呀!”警卫员提醒道。
“我不是还有幢房子吗?”主席露出很神秘的样子。
哪里还有房子呀，村子里能住人的房子都住满了。我们面面相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呶，”主席指着放在院子里的那个支着布篷的担架，笑盈盈地说：“那不是我的房子吗?担架房，我在那里蛮好呢，又能办公又能休息，避风又避雨。”
院子里的战士听了刚才的对话，知道是毛主席，都为冒冒失失闯到这里打扰了主席休息感到不好意思，又听说主席要把房子让出来，更过意不去。一个年岁较大的战士上前给主席敬了个礼，窘迫地说：“主席，我们不知道您住在这里，您走了一天挺累的，该休息了，我们不进去啦。”
“哪个累嘛?你们走路比我多，我累了可以坐担架，你们看看。”主席闪开身子，指着房子说，“我一个人占这么大房子，你们这么多人，谁也进不得，我看还是要来个少数服从多数!”说着，主席便把战士往屋里让。
此刻，我真想上去劝说主席几句，可是又知道说了也是白费口舌，所以只是呆呆地望着主席的脸。正当我不知所措的时候，忽然响起一阵急促的脚步声，院门外跑进两个人。原来，彭雄辉见别人劝不住主席，把专管安排房子的司令部李管理员找来了。李管理员气喘吁吁地走到主席跟前：“主席，您说啥也不能住在外面，实在不行，再给您调一个房子吧?”
“哪里找房子?还不是把别人挤出去?”主席表情严肃起来，他语重心长地说，“战士们连一席之地都分不上，我怎么好一个人住这么大房子呢?小李呀，安排房子可要有群众观点哟!”
李管理员见执拗不过，只好依从主席的意见。他吩咐警卫员给担架房加盖了一块雨布，把主席的小马灯挂在担架篷顶的横杆上，他围着担架忙活了半天，才离去。
主席看着战士们进了屋，然后自己也钻进“担架房”。看着眼前这一切，我们三个宣传员呆呆地站在雨中，久久不忍离去。透过被风吹起的布帘，只见坐在担架里的毛主席，调了调小马灯的光亮，把几页稿纸铺在膝前的小箱上，埋头写起来……
选自《星火燎原·未刊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