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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解放。原国民党军郑庭笈49军属下的第5师，拨归解放军第38军负责整编，并授予该师以解放军独立第21师的番号。
单刀赴会
第5师近万人按指定路线，开赴我军驻区。一路上，他们看见欢迎解放军的彩楼，拿刀砍掉，又放枪，又扔手榴弹。沿途的群众报以鄙夷的目光，注视着这支老牌的反共军。
人们思忖着：他们果真有诚意接受和平整编吗？
我们全体政工干部分别赴任。我和杨大易来到师部，拿一句通俗的话说，就是“单刀赴会”。我们被安排在一座四周围有院墙的独立院落里，警卫班和我们住在一起。到门口一看，站岗的是国民党的兵。在平顶的房子顶上，还站了一个兵。
我们进了院子，墙上写着反动标语“打倒毛泽东才能吃饱饭”，就用这样的标语欢迎我们啊，显然，这是经过精心策划的。原国民党青年军207师接受整编时，我军某部为他们举行慰问晚会，突然，一颗手榴弹飞到台上，炸伤好多人。所以，我们对他们玩弄的这套把戏，早有警惕。
晚上睡下以后，“呼”的一声，国民党步兵用的六零炮炮弹在我们房子前面爆炸。过一会儿，房子后面又“呼”地响一下。再一会儿，东边响一下；再一会儿，西边又响一下。
副师长杨大易跟我在一起，说：“老李呀，我看今天形势不妙，我们得想法子找一个梯子，看着势头不好，翻墙跑。”我说：“你能有子弹跑得快呀？我们还得沉住气，别被他们吓住。”
拒绝整编
第二天上午9点，代师长召集全师校以上军官开欢迎会，欢迎我和杨副师长到任。走进会场，一些身背冲锋枪的士兵，神气十足地游来荡去，气氛相当紧张。
我宣布了平津前线首长对我和杨大易副师长的任命。话音刚落，一个操着四川口音的少校，突然站起来，大声说道：“我发言，我拒绝接受和平整编。你们所谓的和平整编，就是一个骗局。没有什么和平整编，我们不上你们的当。”而后，接二连三有人争着要发言。
我说：“好，一个一个地讲。”
他们一个接一个地说开了：“依我说，你们的手段归纳起来，无非是三个字：一叫诈，二叫骗，三叫混。我们是决不会跟你们混的。”“你们共产党杀人放火，共产共妻，出卖祖国，勾结苏联，破坏交通，我们不接受你们的所谓和平整编。甭说编为你们人民解放军，给你们打先锋，就是给你们当后卫，也是壮大你们的声威，我们也不干。”“依我看，无非再打一仗，我宁可当第二次俘虏，也不接受你们的和平整编。”
发言的人口才都很好，一口西南官话，有四川的，有湖南的，有其他地方的。我一句话也不讲，倒要听听他们还说些什么。
几个“浪頭”过去后，会场平静下来。我问：“你们都说完了吗？”又是一片沉默。
“如果没有人说，就该我说了。”我说，“你们如果拒绝接受和平整编，就是破坏协定，后果你们是知道的。你们大概以为，我们这几个人是攥在你们的手掌心里吧？你们要知道，你们是被攥在一只更大的如来佛的手掌心里。”
说到这里，我握一下拳头，说：“希望你们回去好好想一想。会就开到这里，现在散会。”
到会的人，一个个面带惶惑的表情离开，那位师参谋长拍一下我的肩膀，笑着说：“你真有两下子啊。”
收缴武器
开完会，我听到反映：各团、营、连，包括师直属队的全体政工人员，都被软禁起来了。他们的帽徽和胸章都被强行扯掉。
显然，他们要把我们的人扣起来当人质。有的警卫员沉不住气，在那里合计：万一敌人下毒手，我们该怎么办？我说：“要沉住气，我们有办法对付他们。”
回到军部，我找到梁必业政委，说：“看来，这支部队受到特务的严密控制。他们打着要求回家这面旗帜进行煽动。他们手里有武器，不把他们的武器缴下来，就无法进行整编。当前，首要的任务是把我们派进去的政工人员全部撤出来。我们不妨将计就计，就说军首长听了汇报，想直接听听大家的意见，在军部召开一个军官代表会，一个士兵代表会；每连派军官、士兵各一名，由该连的指导员带着到军部驻地开会，就等于让他们把我们的人全部护送回来。”
第二天，一切按计划进行。经仔细查点，我们的人一个也不少。不一会儿，代师长房间里的电话铃响起来。
“我是李天佑军长，你是代师长吗？”
“是的。”
“你们胆敢抗拒和平整编，关押我政工人员，破坏和平整编协议。我想，你不会不知道问题的严重性。现在，只有两条路供你选择：一条是放下武器；一条是武力解决。”
李天佑原来是白崇禧桂系的军官，后来参加红七军，又到红一军团，是最能打仗的名将之一，是一个非常严肃的指挥员。
这个电话打过去，代师长慌了手脚：他们打算留下的人质一个都没有了。怎么办？“请军座息怒。我们只能走前一条路，请允许我想想办法。”
“限令你下午5点以前，作出具体答复。”
放下电话，代师长立即传三个团长到师部开紧急会议。研究的结果是，以“以营为单位集合点名发饷”的名义，将各营带到营部集合，一律徒手，不带武器。代师长将研究结果报告李军长。接着，军部连夜部署部队，分区负责收缴武器。次日上午，我们驻扎在四周的部队，如期进入他们的营地，干净利落地收缴了该师的全部武器。
选自《特别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