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逝的武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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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林究竟是何种面目?它门禁重重、虚虚实实,令外人莫能窥辨。天津李仲轩老人年轻时,拜三位形意拳高手为师,浸淫武学几十年。他的一生,见证了一个日渐消逝的真实武林。

  

  幼时习武事

  

  我的父系在明朝迁到宁河西关,初祖叫李荣。旧时以“堂”来称呼人家,我家是“务本堂”。母亲的太爷爷是王锡鹏,官居总兵,于鸦片战争中阵亡,浙江定海有纪念他的“三忠堂”。我父亲叫李逊之,考上天津法政学堂后自己剪了辫子,被认为是革命党,因而肄业。他有大学生架子,高不成低不就,整日喝酒,他的朋友说他中了“酒劫”。他的诗文好,但一生没什么成就。我的第一个师父唐维禄是宁河的大武师,他的师父是李存义,绰号“单刀李”。唐师是个农民,早年练燕青拳,到天津找李存义拜师,李存义不收,唐维禄就说:“那我给您打长工吧。”留在国术馆作了杂役,呆了八九年,结果李存义发现正式学员没练出来,他却练出来了,就将唐维禄列为弟子,说:“我的东西你有了,不用再跟着我了。”我行二,随唐师习武后,宁河人管我叫“二先生”。

  唐师有个徒弟叫丁志涛,被称为“津东大侠”。天津东边两个村子争水,即将演变成武斗,丁志涛去了。动手的人过来,他一发劲打得人直愣愣站住,几秒钟都抬不了脚,这是形意的劈拳,一掌兜下去能把人“钉”在地上。他“钉”了十几个人就制止了这场武斗,也因此成名。丁志涛有三个妹妹,后来我娶了他二妹丁志兰为妻。有一年宁河发大水,闹了饥荒,红枪会趁机招会众,参加的就管饭。唐师的徒弟廉若增因此参加了红枪会。唐师、丁志涛都对红枪会反感,说:“不能信那个,一信就倒霉。”我劝过廉若增:“义和团也说刀枪不入,结果枪也入了、刀也入了。过多少年了,红枪会还玩这套,你怎么能信呢?”他说:“我就是去吃饭。”

  红枪会头目杨三知道我收藏刀枪,就让我捐给红枪会,我把刀枪藏在神龛上面,骗他说:“我放在40里外了。”杨三说:“快给我取去。”我说:“现在发大水,过不去。”他又冲我吆喝,我一下就发了火,说:“二先生说在40里外,是给你面子下台,现在告诉你,就在这神龛上头,离你五步远,你敢拿就拿。”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自称是二先生。杨三没拿,转身走了。不久唐师带我去北京找他的师兄尚云祥。唐师与尚师交情深,每年到了秋季,唐师都从宁河来京给尚师送螃蟹。

  因为我习武,父子之间矛盾很大。唐师认为祸从他起,就将我送到北京跟尚云祥学拳,也算有了落脚处。因为我与尚师年岁相差过大,尚师开始不肯收我:“老师父、小徒弟,以后给人当祖宗呀!”唐师一个劲儿地说:“读书人的孩子,不错。”尚云祥觉得我有点血性,就收下了我,举行了拜师仪式。天津没有尚师的其他徒弟。我开始住在北京学拳,后来住回天津,早晨出发,中午到了北京,吃完午饭后去尚师家。所以我跟尚师习武的近两年时间里,大部分是在中午学的。武术名家孙禄堂说,拳术可以练到形神俱妙的境地,当时得此三昧的是他的朋友尚云祥,找不出别人。我们这一支的师祖是刘奇兰,他的师弟是郭云深,孙禄堂是郭云深的传人。我想找天津国术馆馆长薛颠比武,被唐师、尚师制止了。后来唐师跟我说:“别比了,你跟他学吧。”听了薛颠的事迹,我对这个人很佩服,觉得能跟他学东西也很好,唐师对尚师说:“我让他去见见薛颠?”尚师也同意了。去见薛颠前唐师怕薛颠不教我,说:“见了薛颠,你就给他磕一个头。”在武林规矩里磕三个头已经是大礼了,而磕一个头比磕三个头还大,因为三个头是用脑门磕的,这一个头是用脑顶磕的,是武林里最重的礼节。

  我见了薛颠,一个头磕下去,薛颠就教我了。他第一次手把手教了蛇形、燕形、鸡形。第二次见薛颠是在1946年,我在他那里练了一天武,他看了后没指点,说:“走,跟我吃饭去。”吃饭时他对我说:“我的东西你有了。”这是我和薛颠的最后一面。

  

  同门皆奇人

  

  形意拳也叫行意拳。我们的师祖是刘奇兰,这一支的后人李存义、尚云祥、唐维禄、薛颠均以腿功身法著称。跟李存义比武不要有后退回旋的打算,只要一退立刻被追上打倒,退无可退。李存义出过一本拳论,开章言:“克敌制胜,唯形意拳独擅其长。”他又说:“武术者,强身健体·国术者,保家卫国,可称国术者,形意拳。”一下子引起了武林的误会,以为他要将“国术”二字划归形意拳所有。众人找他比武,说:“李先生,您看我这是武术还是国术?”来比武,李存义便接,因为解释也没用,旧时代的武林便是这样,稍有不慎便骑虎难下。李存义一生高风亮节,晚年却陷入无谓的纠纷中,所幸没有失败,保住了名誉。

  唐传形意指的是唐维禄的拳法。唐师绰号“唐小猴”。孙禄堂绰号“孙猴子”,是说两人皆有翻墙越脊之能,两人并称为“二禄”,谐音为“二鹿”,是说两人皆有夜行三四百里的脚力。唐师来京,为了避免施展腿功惊扰了路人,都是在宁河睡到一更天再动身,天亮时便到了北京,途中还要偷越过几道关卡。李存义给唐维禄起名为“唐剑勋”,他赏识的是唐师的技击天赋,当时的人都知道唐师的打法厉害。唐师平时总是懒洋洋的,拿着个茶壶一溜达能溜达一天,但他是说比武便比武,非常果敢。他曾击败过一位开宗立派的名家,却不许我们宣扬,这是唐师的武德。唐师传我拳是按古法,规矩非常大,一定要在四面有墙的院子里,不准被第三双眼看到,而且要在夜里练,除了保密,也为养眼神。我想只有母亲家的祠堂合适,就约了唐师住在祠堂,有时唐师别的徒弟也来,祠堂里很热闹。唐师喜欢穿白马褂,一次他拿了碗酱面,一边吃一边给我们讲拳。我们几个徒弟都很调皮,一拥而上想撞翻他手里的酱面,弄脏他的白马褂。他不用手也不用脚,走了一圈,把我们都撂倒了。

  唐师一次给徒弟讲拳,心中思索着什么,处于失神的状态。而这徒弟想试唐师的功夫,突然一拳打来。唐师胡乱一拨弄便将他按趴下了,自己还是恍恍惚惚的。这徒弟从地上爬起来,非常高兴,觉得试出了唐师的真功夫。唐师却从此不教他了,对外说:“某某已经超过我啦。”其实,便是将他逐出师门了。师徒间要坦诚相见,当倾心相授时,却还抱着“偷学点什么”的心态,这种人是不堪传授的。此人在唐师逝世后,仍自称是唐师弟子。时过境迁,小辈人无法为老辈人负责,为避免其传人尴尬特将此人名字隐去。

  唐师独到的兵器是判官笔,在形意门中判官笔就是双枪,有一条胳膊长,枪头是圆的,练娴熟后再缩成一条小臂的长度。我特意打造了一对铜的,也不用点穴了,这种分量不管捅在哪,人都得趴下。唐师一次来京,见我在耍判官笔,一下就火了,说:“要跟他(尚云祥)学剑呀!学得到尚云祥的拳,学不到尚云祥的剑。就等于自来了北京。”我在尚门中名“李艺侠”,这是按照刘奇兰师祖定下的辈分字号所起的名字,比我晚一代的是“志”字辈。在尚门中学剑是隆重的事情,每天早晨起来要向剑磕头,名为“拜剑”。剑柄便代表老师,所谓“剑在如师在”。唐传形意与燕青(拳)门交好。有一位燕青门前辈是李存义生前好友,我曾在这位燕青门前辈家宿了一夜,他很善聊,说着说着便谈到了薛颠。他说薛颠是李存义晚年的得意之徒,不料却败在了师兄傅昌荣之手。两人在一家酒楼上骤然交手,薛颠被一记“回身掌”打下楼去,一摔在地上便站了起来,什么话都没说就走了。一走就没了去向。

  李存义逝世时,他生前的友人来吊孝,其中一个身量极高的人身法快如鬼魅,将所有的人都镇住了。他自称是李存义弟子,国术馆学员说:“师父没教过这个。”他说:“我是薛颠。”然后当众宣布向傅昌荣挑战。这种公然挑战,傅昌荣必须得接,否则便损了名声。傅昌荣的友人看出薛颠要以性命相搏,去北京请尚云祥出面。尚云祥以大师兄的身份对薛、傅二人说:“你俩都是形意门中难得的人才,不要两虎相争。”然后与诸方协调,让薛颠当上了国术馆馆长。我回来后将这听闻对唐师讲了,唐师说,薛颠与傅昌荣原本交好,两人借宿在关东营口的一家粮店,临睡前试了试手,傅昌荣突然发力,把薛颠摔了出去,窗框都撞裂了,薛颠深以为耻。便走了。他躲进五台山独自练武,终于有了特殊的领悟,武功达到“神变”的程度。动起手来如妖似魔。傅昌荣也一直在长功夫,绕着脸盆走一圈,脸盆里的水就旋起来,简直匪夷所思。这份腿功已是“举重若轻”的境界,一迈步便能伤人。薛、傅若比武,真会必有一伤的。

  

  名师亦平淡

  

  李存义去世后,薛颠就任天津国术馆馆长。国术馆有几位名宿不服气,算起来还是长辈,非要跟薛颠较量,薛颠只能推诿。因为只要一动手,不管输赢,国术馆都将大乱。唐维禄说:“薛颠的武功高我数倍,您能不能先打败我呢?”与一名宿约定私下比武。唐师对这类争名的人很蔑视,穿着拖鞋去了,一招就分出了胜负,那几位便不再闹了。

  我的第二位师父尚云祥,是个所学非常杂的人,什么拳他一看就明白底细,瞒不住他,有时用别的拳参照着讲解形意。照理说如果得不到口诀,光看看架势是明白不了的,但见了尚师,就知道世上的确有能“偷拳”的人。当然,这是他有了形意的一门深入,悟出来了。尚师一次跟我打趣:“什么叫练拳练出来了?就是自己能创拳了。你给我编个口诀听听。”老辈拳师多居乡野,文化程度不高,所传承的古歌诀多字词粗陋,大致意思是不错的,但无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揣摩,一定得常年跟随在他们身边,从身教上学。他们也不太爱解释古传歌诀,只叫门人硬背下来去悟,但那些古歌诀不经点拨,是悟不出来的。脱离开那些歌诀,他们不经意说的话,才是自己真正的体会,非常真切,往往比古传歌诀还要好。比如唐维禄,他说打崩拳要“抽筋”,我是他徒弟,我明白,别人就难懂了。尚师晚年名气已很大,比武、来访的人非常多,有时想睡个午觉都不行。一次我跟随尚云祥出门办事,路上看到两三岁的孩子打闹,尚师就停下来看了半天,还蹲下来伸手逗小孩,说:“我练拳一生,还不如这俩小孩。”

  办完事后,在回家的路上,尚师又说:“古人讲,武者不祥。练武人太容易陷进是非中,还不如不学武,就算学了也最好一辈子默默无闻,有一分名气,便多一分烦恼。小孩想打就打,打完就没事了,不是挺令人向往的吗?”说到这儿,他一拍我:“看来练拳就得晚上练,让谁也不知道。”孙禄堂文武全才、样样都好,的确是大家。他有一次和北洋军阀头子段祺瑞坐敞篷汽车逆风而行,车速很快。段祺瑞头上戴着巴拿马草帽,忽然被风吹走。孙禄堂跳下车,追到草帽后,再向前追汽车。司机还没意识到有人跳车,他就已经回到车上——此事当时有几家报纸做了报道。唐师要是有一件名动天下的事,也不会老死乡野。

  

  选自《周末》2006.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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