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乡情乡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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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是农民的儿子,韶山是他生命的根,他在这里度过难忘的童年和少年时代。这里有他的父老乡亲和故友,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深深地镌刻在他的记忆之中。他对故土、对乡亲有着缠绵的乡情和浓厚的乡谊。

  

  频繁与乡亲通信诉乡情

  毛泽东投身革命后,经年累月的奔波颠沛,生死存亡常常系于一线。抗日战争爆发后,由于国共实现第二次合作,毛泽东不再被国民党通缉,这时,乡人纷纷投书延安,与他取得联系。1937年10月,毛泽东的表兄文运昌介绍长沙青年莫立本去延安,顺带捎信毛泽东。一个月后,又去信介绍家里情况,并表示想去延安。毛泽东接信十分欣喜,立即复信,信中说:我十分眷念我外家诸兄弟子侄,及一切穷苦同乡。……不知你知道韶山情形否?有便请通知我乡下亲友,如他们愿意和我通信,我是很喜欢的。

  针对文运昌要来延安谋事的想法,毛泽东在信中耐心劝说,实言相告,延安“仅有衣穿饭吃,上自总司令下至火夫,待遇相同”,还是“宜在外面谋一大小差事俾资接济,故不宜来此”。他还让表兄转告韶山的亲友,也“不要来此谋事,因为此处并无薪水”。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成了一国领袖,韶山人以此为莫大殊荣,寄给他的信也明显多了。毛泽东几乎每信必复,信中饱含对桑梓的赤子之情。1949年至1965年,他给韶山的书信,多达百余封。同时,受他邀请或征得他同意,来北京做客的韶山乡亲,前后有60余人次。每与乡人相遇,毛泽东总是绵绵话旧,乐而忘倦。

  

  不停地接济家乡困难家庭

  郭梓材是毛泽东在井湾里私塾的同学。大革命时期,他们共同从事农民运动,出生入死,情同手足。郭的夫人刘天民又与杨开慧是知心姐妹。全国解放后,刘天民失去了教师的工作,郭梓材在一家猪鬃厂当会计,家境贫寒,生计艰难。他们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给毛泽东去了一封信,请求来北京工作。此时,毛泽东也在打听他们的消息,得信后,立即去信慰问,并寄去300万元(旧币,合新币300元),希望他在当地就近解决工作问题。

  湘潭有关部门根据毛泽东的建议,将刘天民安排到湘潭政协工作。毛泽东对郭梓材的生活困难深表同情,表示自己个人可以接济若干,并建议他向当地政府申请,要求解决困难。郭梓材拿着毛泽东的信来到统战部门,多多少少救了一些急。

  后来,郭梓材因眼病而失明,基本丧失了工作能力,生活更加困难。毛泽东知道后,指示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代为复信,寄去300元。1961年8月17日,中央办公厅秘书室又代毛泽东给郭梓材寄去300元,作为治病的费用,并在复信中说:“主席要我们转告你们,如果以后还有困难,仍可函告他。”从1950至1962年,郭梓材收到毛泽东的亲笔信4封,中央办公厅秘书室代毛泽东复信7封,还有所赠的毛泽东的诗词等,共计有13封函件。得到毛泽东的赠款6笔,计1700元,最后一次是1962年,此时,郭梓材已身患重病,毛泽东寄来200元,作为资助他治病的费用。

  毛爱桂是韶山上屋场毛泽东家的邻居。由于战争的原因,毛爱桂和母亲只得流落他乡,以乞讨为生。恶劣的生活环境,常年的忍饥挨饿,使毛爱桂患上眼病,以致失明。直至1930年,母子俩才回到韶山,过着十分艰难的日子。革命胜利后,毛泽东没有忘记深受苦难的毛爱桂。1950年8月,毛泽东派毛岸英回韶山,看望父老乡亲,特意交代要去看看邻居毛爱桂一家。在毛岸英离开韶山不久,毛泽东又去信向毛爱桂表示慰问。毛岸英代父看望,毛泽东又亲自来信,毛爱桂深受感动,但想到自己目前实在迈不过的坎,不得不给毛泽东去信求援,信上说:“家里有六口人吃茶饭,就我一个人劳动。我眼睛又不好,只有一点亮,没有钱医治。”他向毛泽东提出要求,希望能把自己14岁的儿子毛泽林介绍出去工作。

  没有多少日子,就收到了毛泽东的亲笔回信:“毛爱桂先生:你的来信早已收到。多年不见,甚为高兴。要你儿子出来搞一点随时随意的工作,我亦十分高兴。可向所属当地机关申请。”毛泽东在家乡有着众多的亲友,他给亲友去信、寄款,可从不为亲友们介绍工作,这次,毛泽东却亲自介绍毛爱桂的儿子“出来搞一点随时随意的工作”,还真是唯一的例外。

  

  亲自接见乡亲听民意

  毛泽东与韶山的亲友们频频通信,不仅仅是联络乡情,而更重要的是想通过家乡的亲友,了解真正的社情民意。

  贺晓秋是毛泽东的表兄弟,他的母亲是毛泽东的二姑妈。童年时,他常来韶山外婆家,与毛泽东一同读书、一起玩耍。湖南解放后,贺晓秋很快便跟毛泽东建立联系。他给毛泽东去信,祝贺中国革命的胜利,同时也如实地反映乡下的实情,指出党在农村工作中的一些缺点,希望能顺民意体民情。毛泽东接信后极为欣悦,立即回信说:“感谢你的好意。所说各项工作缺点应当改正,如有所见,尚望随时告我。”贺晓秋于1960年10月病逝,最终未能再与表兄见上一面,当然也就没有机会直接面陈乡情。但这个机会留给了他的儿子贺风生。

  人民公社化运动轰轰烈烈之时,贺风生恰是一个生产队长,他对农村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有着切肤之痛。1960年11月,贺风生到了北京,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了他。他当面向毛泽东反映乡间出现的问题,从公共食堂吃不饱饭到农村灾荒饿死人,从砸锅砸灶到农具和生活用品缴公,从干部层层虚报浮夸到随便抓人打人的恶劣作风,如实地说了出来。谈话结束时,毛泽东很欣赏贺风生讲真话的精神,他对贺风生说:“我给你两个权利:有困难可以随时找我,有什么情况也要随时告诉我。真的,社会上像你贺风生这样敢讲真话的人太少了。”

  

  弥留之际想落叶归根

  毛泽东早年在致友人的信中,以散文的优美笔调,描述过故乡的日暮风光,他对故乡有如普通人一样的情怀。1950年春夏,家乡的来信一封接着一封,毛泽东于国事倥偬中挤出时间,亲自阅读,亲笔复信、信中多是关切之语,思念之情。家乡来人看望,也是络绎不绝,他就是再忙再累,也要不辞劳苦,亲自接待,临别时,还要按照韶山的旧礼,给客人添制衣物,甚至拿钱接济困难的亲友。

  1959年6月25日下午,毛泽东回到了阔别32年的故乡。到韶山的第一件事,便是拜谒父母的坟茔。接着,他便走家串户,一家一家地唠家常,一户一户地问生活。毛泽东离开韶山时,韶山的乡亲们闻讯,成群结队地前来送行。毛泽东心情激奋,走向人群,亲切地问候大家,与夹道欢送的群众一一握手。这次回乡,毛泽东先后会见了3000多人,几乎个个都握手。他曾高兴地对罗瑞卿说:“这次怕是我握手握得最多的一次。我的手都握劳(累)了。”

  1966年6月18日下午,毛泽东又来到韶山。当时“文化大革命”刚刚兴起,他从杭州来到韶山滴水洞,而此次的韶山之行只有几个人知道,滴水洞也成了禁区,这次与7年前的韶山之行,形成鲜明对照。

  但是,毛泽东的思乡怀旧的情怀,还是油然而起,当他在滴水洞下车时,曾徐徐迈步,深情地环睹群山。在滴水洞的日子里,毛泽东的生活极为朴素,所食都是家乡的蔬菜,毛泽东吃着这些家乡的菜,心情特别高兴。就要再次离开韶山了,毛泽东依依难舍。他对招待员说:“你要把房子管好,我还要回来的!”没想到,这一次韶山之行,竟是他与家乡的永诀。

  “文化大革命”形势如脱缰的野马,一发不可收拾,正如纪登奎所回忆:“毛主席本想‘文革’两年就结束,没想到驾驭不了啦,已经9年了。”而此时毛泽东已是82岁高龄的老人,病魔缠身的他,如同所有的凡人一样,有着叶落归根的思念和夙愿,他明确表示要再回韶山,看看那里的山、那里的水和那里的人。1976年7月以后,他一直在与死神搏斗。在一次清醒后,毛泽东让秘书诵读庾信的《枯树赋》:“……此树婆娑,生意尽矣!……若乃山河阻绝,飘零离别,伤根沥血……”老人微闭双眼,悉心体味赋中的离情别绪,不自觉地接着吟诵:“惜年种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人何以堪。”

  “树犹如此,人何以堪”。毛泽东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有着深沉而强烈的情感,这情感所寄予的,正是对一生的回眸,对故人的思念,对家乡的眷顾。

  选自《文史精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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