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卫中央经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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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成立于1941年9月,主要任务是掌管党中央特别重要经费的收入和支出,以及党的珍贵财物。多年来,中央书记处特会科的历史一直不为人所知。最近,在当年特会科成员成正荣老人的讲述中,那段尘封已久的历史终于浮出水面。
  转战西柏坡
  1941年,中共中央在经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号召大家建立自己的“家务”。于是,各单位进行开荒、种粮、纺纱、织布,还抽出一部分资金和人力,到国统区甚至到香港去做生意,从而为党积累了大量资金。
  1941年9月,为了统一管理这些特别经费,中央决定设立“中央书记处特别会计科”,并明确特会科主要负责管理地下党的活动经费、援外经费及中央会议所需的一切经费。当时,特会科的主要资金来源有:党的秘密企业(党员企业)所赚的钱、各中央局上缴的黄金(当时各解放区货币不统一,所以只能上缴黄金)、打胜仗后所获的战利品、中央及各局统一收取的党费、抗战时期海外爱国人士和华侨捐助的款额。特会科主任由精于经济管理工作的赖祖烈同志担任,直属任弼时同志领导。
  1947年3月,中共中央撤离延安,来到山西省临县三交镇双塔村。1948年3月,中央机关开始向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转移。特会科的重要物资由几十个驮骡运输,一个驮骡三个人保护。特会科除自带一个五十人的警卫排外,还配备了我军一个连护送。这次转移,跨越了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的二十多个县,一路上危险重重。不过,党的特别经费始终无缺无损。
  三眼土窑藏经费
  特会科到达西柏坡后,被安排在东、西柏坡两村口间的一个大土棚子里。由于这里是交通大道,又是东、西柏坡的大门,为了党的特别经费的安全,又不引起别人注意,赖祖烈和中央警卫处处长汪东兴决定,在大棚子和大路拐弯处设一个哨位,哨兵白天背驳壳枪,手拿红旗,好像是指挥车辆通过,其实主要是注意大棚里的安全。
  刚到西柏坡没几天,任弼时、叶剑英两位中央首长就来到特会科视察工作。赖祖烈向首长汇报说:“为了保证党的特别经费的安全,准备在东、西柏坡之间的山坡上打两孔土窑,建几间土坯房和一个大库房。贵重物品放进土窑里,其他物品放在大库房里。”后来,赖祖烈领两位首长看了准备修库房的地方。叶剑英提了两条指示:一是在老乡住房附近打窑洞,不可太高,太高不利防空;二是要避开流水道,注意夏天防洪。很快,修建科就有了初步图纸,机关干部、警卫部队全体出动,一个多月就建好了大库房,这也是中央在东、西柏坡唯一一座自己修建的独立住房。
  窑洞是在老百姓原来三眼土窑的基础上再挖而成的,大库房就在窑洞前面,分东西两排,共八间房。东边一排为大库房,分别存放日常办公用品、布以及文件,旁边还有一间接待用房,是为临时来客准备的;西边一排为办公住房,赖祖烈夫妇住一个套间,里间住人,外间为会客和办公的地方,另外还有两间是工作人员的办公室。贵重物品都存放在窑洞里。窑洞最东边一眼由李配之住,里边存放着一些古董,如宝石、象牙、鹿茸等;中间一眼,放着由钟子山负责管理的一台保险柜,存放着重要钱款和账本;西边一眼放着由陕北运过来的黄金。当时特会科共有赖祖烈、李配之、钟子山、黄业宣、谢淑珍、杨致勤、成正荣七人。
  特别经费来之不易
  西柏坡期间,特会科的业务主要有三个方面:第一,清查物品数量,确保账物清楚;第二,为党的各项工作列支经费并送达。西柏坡期间主要列支的经费有民主人士北上的经费、召开七届二中全会的部分费用等;第三,货币通兑。由于当时各个解放区币值不统一,为了方便来解放区的共产党和一些国际友人工作和生活上方便,特会科还负责货币的通兑工作。
  1948年9月的一个星期天,任弼时再次视察特会科。当他看到窑洞里摆放整齐的大大小小的木箱时,露出了满意的笑容。任弼时说,这些珍贵财产来之不易,是我党很多同志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在国统区做生意,有时还被我们自己的同志误解。如有位资历很老的同志被派到国统区为党做生意,被我们自己的同志看到,立即向组织报告,说他跟大资本家在一起,认为他叛变了。由于领导及时制止,才未酿成大祸。
  还有一些同志缴了特殊党费。抗战初期成立的国民党参政会,我党有7名参政员,国民政府每月给他们发600-700元法币,这些同志舍不得用,全部缴了党费。
  全部移交国家
  中共中央和解放军总部于1949年3月离开西柏坡前往北平。为确保党的特别经费的安全,中央书记处特会科没有随中央一同前行,而是于1949年3月底才离开西柏坡,当时用了七辆大卡车。为安全起见,每辆车上配备一挺机枪,由一个加强连100多人护送。由于道路不好走,他们第三天才到达北平香山。特别经费全部放入中国人民银行的地下库房,经营多年的党的特别经费完成了历史任务。
  此后,中央决定,党不再搞贸易和商业活动,并做了处理:如赖祖烈在北平做生意留下的金条银元,还有几方存放在东交民巷中国银行保险库里的古印,折价卖给人民银行,钱存在中央特别会计科。至于在香港的华润公司和五丰商行等,因为当时香港还是英国人控制的地区,所以只能交给香港工委管理。经过这样的处理,党的特别经费中凡是同商贸有关的部分都脱了钩。特别会计科只留下折价出卖所得的款项、党员上缴的党费和毛主席的稿费,继续由赖祖烈等人管理。
  选自《中国国防报》
  2012.5.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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