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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一生手不释卷，读过大量的古书。而且不仅自己读古书，还劝说和指导身边的人读。他让人读的书，含义深邃，读的人有的能理解，有的则不甚了了，甚至作了错误的解读。笔者推敲了几例，试陈一孔之见，就正方家、
罗瑞卿：水至清无鱼
据罗瑞卿大将的女儿罗点点回忆，1938年在延安凤凰山下的窑洞里，毛泽东送给罗瑞卿两句话：“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这两句话见于《大戴礼记》和《孔子家语》，但毛泽东要罗瑞卿读的却是《后汉书·班超传》。
点，一点说父亲“实际上从没有搞懂过这句话，他根本不明白，为人处世怎么能够水不清，一旦清又如何做到不至清”。显然，罗瑞卿是认为表扬的成分多，因为他在给郝治坪写情书时，落款便是“洛水清”。他是以“官清如水”而自豪呢!
经过一番深思，点点似乎悟出了一点道理：当毛泽东自己水很清时，水清就是优点；当他希望水浑一点的时候，水清就成了缺点。
原来水清、至察并非指为人的清或浊，而是指对人的宽和严。在一次研究汀河漂放木排问题的会议上，罗瑞卿走进会议室，还没坐下，就劈头盖脸地批评林业部和水电部。两个部的领导一再检讨。分管的副总理谭震林坐不住了，没等罗瑞卿把话说完，挟起皮包就走。罗跟着宣布散会，还补了一句：“看，有的人不是想走了嘛!”会议不欢而散。
“严急”如果只是在工作方法上，顶多也就是“关系不好”。但是，“严急”如果和阶级斗争联系起来，问题可就大了。典型的例子，奠过于“二陈事件”。
陈泊曾被毛泽东称作延安的福尔摩斯。1949年IO月，叶剑英为解决乱象如麻的广州治安，把他从江西要到广东。陈泊和陈帅(原中共在香港的情报系统负责人)一起，利用反正的敌特和当地的三教九流，组织便衣队，侦缉、破案，使广州治安状况迅速好转。
然而，二陈的做法，却不为水至清的罗瑞卿所容。1950年召开全国侦察工作会议，陈泊在闲谈中讲了些广州的事，罗瑞卿当场大骂，说二陈违犯政策乱搞，不以为耻，反以为荣。1951年，公安部拘捕了二陈，并株连了数百人。开始定为“国际间谍”，后来又改为“包庇反革命”，陈泊判刑十年，陈坤判刑八年，二人均瘐死狱中。直到1982年，冤案才得平反。
二陈被捕后，叶剑英曾找罗瑞卿说情：“起用那些旧警员，是经过省委批准的，不能把账算到陈泊头上。”罗瑞卿说：“那是你的想法。”叶剑英无奈，只好在华南分局会上说：“主帅无能，累及三军。”
陈泊的夫人吕璜，向邓颖超递了一份申诉材料，后来周恩来调阅了案件材料，还和罗瑞卿通了电话，但结果是：吕璜从此不许探监。
许世友：你就做周勃嘛！
1972年12月22日，八大军区司令对调。会上，毛泽东把许世友从后排招呼到前排，说：“汉朝有个周勃，是苏北沛县人，他厚重少文。《汉书》有《周勃传》，你们看看嘛!”又说：“你也是少文吧?你就做周勃嘛!”
回到南京，许世友果然派人到新华书店，买来了《汉书》和《新编前后汉故事选》。反复琢磨之后，他想起了毛泽东曾讲过的“周勃安刘”故事，“意识到毛泽东这时要自己看《汉书·周勃传》，是把我当做周勃了。他是在提示我……防止(吕后那样的)坏人篡党夺权”。他对副司令萧永银说，“要注意百年以后”，“可能要动枪，要准备打仗”。
许司令对江青的警惕和愤慨，令人钦敬。但是，说毛泽东想在百年之后借重许世友除掉江青，未免有些匪夷所思。看起来，许世友读的不是《汉书》，而是《故事选》。因为《汉书·周勃传》对于“周勃安刘”的事，并没有写，只用“语在《高后纪》”一笔带过。它着重记述的，除了周勃打天下时的赫赫战功，仅余二事。第一件是说周勃讨厌文人，每召见“士”，均不以礼相待，还要粗暴地要他们“有话快讲，有屁快放!”第二件是被人举报谋反。由于居功自傲，汉文帝把周勃放逐回封地。周勃怕遭诛杀，每逢郡县来人，总是身着甲胄，家丁也全副武装。有人因此上书告他谋反，他遂被捕入狱。谋反是死罪，周勃很是恐惧了一阵子，幸赖一名狱吏帮忙，才大难不死。
毛泽东发动“文革”，倚重的是军队，尤其是像许世友这样忠心耿耿的老将。“文革”前他曾不止一次地问许：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许则坚定地表示：率兵勤王。“文革”在上海和杭州启动，恐怕不无倚重南京军区的因素。
晚年的毛泽东，最担心的是“文革”大业难以为继。他多么希望许世友能像支持自己一样，支持“文革”传人，还多次撮合许世友和张春桥，希望这一文一武，携手将“文革”进行到底。“文革”初期他让张春桥出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兼党委第一书记，就是要许、张联手，稳住半壁江山。后期他又安排张春桥做总政主任，拟由许世友出任总参谋长。要说“百年以后”，这恐怕才是毛泽东的百年大计。无奈许世友不买账，竟然说：“要我当总长，我宁肯跳长江。”而且，他打心眼里瞧不起中央“文革”那帮秀才，尤其是那个“戴眼镜的”。九届二中会上，林彪对张春桥发难，许世友兴奋不已，联合杨得志、韩先楚给毛、林写信，指斥那个“犯错误的人”。联系周勃对“士”的态度，毛泽东说许“厚重少文”，盖有深意焉!
周恩来：读读汲黯和桓伊
1972年，姚文元传达毛泽东指示，让上海组织人标点一些古书，分送给有关的人看。其中有两篇是给周恩来看的，一篇是《史记·汲郑列传》，一篇是《晋书·桓伊传》。
在林彪折戟沉沙之后，毛泽东面临的头等大事，就是选择一个接班人。经过艰难的思索和反复的衡量，他终于选定了一个人：王洪文。选这个人有两重意义：第一，他是造反起家的，他接班意味着“文革”的成果得以保存，也象征着“文革”取得了伟大胜利；第二，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工农兵一身而三任。用毛泽东的话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
其实，毛泽东心仪的人是张春桥。但他不敢选张，庐山会议使他明白，张和老干部、特别是军队老人势同水火，不能选。“文革”上海写作组总负责人朱永嘉曾这样分析：
王洪文能力不行，选择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事情。这个选择，对于毛泽东来讲也是没有办法的办法。选这样一个人，可以缓冲一下张春桥跟老人们的矛盾，因为这个矛盾已经是很难挽回了。毛泽东跟林彪讲过，让小张上来接我们的班，这一下就把张放在火上烤了。
让王洪文接班，最受委屈的莫过于周恩来。要周恩来侍奉一位“儿童团”，其荒诞不经，无以言表。
《汲郑列传》里，汲黯很早就位列九卿，是元老级人物。他崇尚黄老，淡于功名。但就是这样一个人，眼看着市井小人，甚至自己的府吏，一个个爬到自己头上，也忍不住心中的怨望。他理解不了汉武帝的用人方式。汉武帝敬重汲黯，但也不免讥笑他不学无术。
刷恩来何等聪明，他可不是汲黯。王洪文接班，他带头表态拥护，并利用各种场合做党政军内老同志的说服工作，为此甚至不惜和许世友当面争辩。
“十大会上王洪文正式接班，十大的之前和之后，政治局两次开会批判周恩来。批判是否和接班有关，不敢妄测，但王洪文积极参加甚至主持过批判会，却是不-争的事实。批判会是那样的惊心动魄，平时对周礼敬有加的人，此时相遇亦形同陌路。周恩来身心交瘁，甚至已做好下台的准备。不料，毛泽东一席话，把一场暴风骤雨化作了风和日丽，而且把事情推到了“不好惹”的“小将”身上。
其实，君王和宰相抵牾，历史上时有发生。东晋的孝武帝和谢安，便是一例。本来，谢安指挥儿子谢玄，淝水一战击败强敌苻坚，稳定了东晋的形势，武帝甚为倚重。后来因小人离间，君臣误会，国家岌岌可危。大将桓伊用一曲筝笛合奏，化解了君臣的心结。
毛泽东让周恩来读《桓伊传》，用心良苦呵!
王洪文：你就是个刘盆子
1972年，王洪文从上海调中央，毛泽东开始近距离地观察和栽培接班人。据徐景贤讲，毛泽东对王洪文确实抱有希望，无奈王洪文根基太浅，是扶不起的阿斗。王的秘书肖木说，有一次毛泽东讲起张勋复辟的事，可以想见老人家当时是忧心忡忡，担心“文革”夭折，而王洪文竟连张勋是谁也不知道，问毛辫子兵是怎么回事，毛让他自己去查。带这样的学生，实在是累。
十大之前，王洪文到上海搞调查研究。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忙派人去找朱永嘉。原来，毛泽东要他读《后汉书·刘盆子传》，他看不懂，所以趁回上海之机，赶快找朱永嘉给讲讲。
刘盆子是西汉末赤眉起义军推出的领袖。为了名正言顺，起义军要推一个刘姓皇室后裔为王。他们找了三个人，让他们按年龄大小依次抓阉，结果年幼的刘盆子抓到了，遂被推为皇帝。那年刘盆子十五岁，刚放牛回来，赤着双脚，衣衫褴褛，见大家跪拜，竟吓得要哭。
王洪文的经历还真有点像刘盆子，早年也放过牛。刘盆子当皇帝是因为姓刘，王洪文接班是因为姓“工”。让他读《刘盆子传》，朱永嘉说：“这无非是毛泽东给他敲警钟——你不要自以为了不起，你不过就是个刘盆子。”
朱永嘉一字一句地给王洪文讲清楚了《刘盆子传》，王洪文不傻，也都听明白了。但明白归明白，江山易改禀性难移，接班后的王洪文，吃酒、打牌、看电影、打猎，通宵地连轴转。毛泽东病重时，政治局委员轮流值班，王值班时，竞丢下病人，偷偷溜到中南海去打野鸭子。徐景贤说他“比刘盆子还刘盆子”。
他哪里比得上刘盆子!刘盆子很善良，也有自知之明，在哥哥刘恭的帮助下，曾几次推辞帝位，只是未获允准罢了。刘秀平掉赤眉，很同情他，“赏赐甚厚”，刘盆子因此得以善终。王洪文的结局可就不一样了。“两案”判刑之人，大都保释出狱，只有他病死秦城。在秦城监狱，吴法宪曾对他说：“当年我们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其时王在长春)，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言谈之中，透出一丝“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悲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