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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次遭遇日本宪兵队
1937年7月26日,张大千携家眷前往颐和园避暑。第二天,保安队就在颐和园内挨户通知,说日本人要炮轰颐和园,还要放毒瓦斯,园内顿时大乱。当天晚上,园内只剩下张大千一家及另一杨姓家。28日,日军果然进入颐和园。德国朋友海斯乐波打着红十字会的旗帜到颐和园接上张大千一家,在路上,车却被未及逃出的妇孺老幼围住。张大千无奈,只好先将妇孺运走,自己留在园中。直到8月1日,他才被海斯乐波接走。
事后,张大千被日本宪兵队找去“谈话”。日本宪兵司令部以把事“调查清楚后再说”为由而将其扣押。此间,汉奸的报纸《兴中报》刊出消息说:“张大千因侮辱皇军,已被枪毙!”此事一登,张大千在京、沪的亲友和学生无不悲痛欲绝。在上海,他的学生胡若思还在法租界开了一个“张大千遗作展”,上海各大报纸也报道了此事。日本宪兵司令部无奈之下只好放人。
9月,张大千带着家眷又返回颐和园听鹂馆居住。一次,张大千去景山写生归来,遇上了日本宪兵。日本宪兵误以为他是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非要把他抓走不可。张大千突然灵机一动,说:“于右任不会作画,我张大千是作画的,我作一张画给你们看。”一只活生生的螃蟹在张大千的笔下一挥而就,日本宪兵半信半疑,要他再画一个,张大千很快又画了一只虾。这下麻烦更大了,日本宪兵长官确定他就是著名画家张大千后,对他说:“你不要出去了,留在这儿为我们画画吧。”夫人杨宛君得知张大千被日本宪兵扣留,便穿着白色旗袍和一名穿着白大褂的大夫乘坐红十字会汽车直奔张大千处,对日本宪兵说:“他患有传染性肝炎,会传染的,请让他治病,医院已派车来接他了。”日本宪兵长官认为张大千无论如何也跑不掉,于是就让他们走了。
利用办画展终于脱险
知道张大千收藏有许多古字画,日本宪兵想敲诈他:“听说你有许多古字画,拿出来,我们给你成立一个馆,陈列起来,比放在你个人手里保险。”“我的字画不在北平。”“在哪里啊?”“在苏州、上海。”张大千看到日本人还在怀疑,就说:“我留在北平,让我太太去拿吧。”杨宛君也不推辞:“你们开个路条吧,我去拿。”日本宪兵还真开了路条。其实,张大千的24大箱收藏已送到德国朋友海斯乐波处保存。
杨宛君到上海后,今天发电报说:“你的画有些我找不着,必须你自己来找。”明天又写信说:“四哥已在北平,你回来找画完毕,带四嫂与我同回北平,否则两个女人行路实在不便。”通过这种方式,杨宛君把时间拖了一个多月。日本人上门逼画,张大千拿着杨宛君的电报和信给日本人看,日本方面果然深信不疑。
驻北平的日军司令官香月通过汉奸金潜庵与张大千联系,希望他选择故宫博物院院长或北平艺专校长职位,还可以在日本艺术画院兼任名誉职务,张大千断然拒绝。但是日本驻华北军事总司令部司令内寿一大将为粉饰“东亚共荣”,发起组织了“中日艺术协会”,未经张大千等人的同意,就将黄宾虹、张大千等都列为发起人,在报纸上予以公布,张大千还被迫以“主任教授”的名义去上了一堂课。
这段时间,张大千一直都在为如何返川犯愁。最终,张大千决定通过办画展的形式逃离北平。但日军对他不但不放行,反而要他在北平办画展。张大千当然不肯答应,事情就这样僵持下去了。
一天,张大千收到老友方介堪从上海寄来的信,信中夹着一张剪报,上面正是报道张大千在北平被日本人杀害的消息。看完这张剪报,张大千突然灵机一动:正好利用它向日本方面提出要求。于是张大千提出要到上海开画展,以便辟谣。第一次被拒绝了。张大千便又亲自找到他们,明确指出:上海各方都谣传我被你们杀害,无论你们怎么说,他们都不会相信,唯一的办法就是我亲自去上海露面,更何况上海也被你们日本人控制着,我也跑不掉。由于张大千没有提出要四哥和学生们一起南下,日军只好同意了,但提出一个条件,要张大千把放在上海的古字画运回北平,张大千满口答应。
1938年5月13日清晨,张大千离开北平,前往天津。为了不引起日本人的怀疑,他在天津法租界的永安饭店办了画展。后又前往上海转道去香港,与先期到达的夫人会合,等待他那24箱字画运过来。不久,字画运到了,夫妇二人便一路颠簸,终于安全地返回了四川。
选自《文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