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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不喜欢打官司，好像成了某种定论，但是，这说法的由来却相当含糊。有人还再三强调说那是文明古国的遗风。
有一天我没事儿乱翻书，看到古人诉讼的详细记述，中国人不仅会打官司，而且，规矩也足够繁杂。告状一方在“告”之前要先备下抵押物才被官府“听之”，这“听”，就是接案，就是被青天大老爷受理了。按《周礼·秋官》记载，刑事诉讼要抵金，民事抵矢，矢，就是箭，或者金或者箭，衙门口摆放三天，才可能被“听之”。如果原告以不实之词诬告，抵押物必须按惯例扣留充公。由此可知道，古人并不统统高风亮节不屑于讨说法。古人中也一定有怕麻烦怕损失财物怕官府偏袒庇佑而忍气吞声的。衙门，既充当法官又充当律师，一个官一张嘴可以断人生死，官重而民微，就成了必然。
古人有了冤屈，比如邻里纠纷，想讨说法就备一百支箭为一束，所以用箭，据说是取短箭箭杆挺直的意思，表示自己所说全是真的，没半点不实虚妄之词。旧连环画里三国时“草船借箭”的那十万支箭，恐怕不少来源于民间诉讼。
古代的贫苦孱弱的人没有法律援助，但相应的有“立肺石以达民隐”。官府设置一块石头，远近有穷人告不起状的，垂立在石头旁边三天，就会有人按程序向上传达通报。这种法律援助，《周礼》中有记录，直到六朝还保持着。
官府判决不定的案，会用“盟诅”，原告被告双方以及他们的乡邻亲属全到场，杀牲盟誓，理亏说谎的一方当着众乡亲的面，见到牲畜流血，往往承受不了内心的惶恐，露出马脚，府衙可以根据察言观色判案。这办法有点现代“测谎仪”的作用，还兼带陪审团的色彩，在迷信又封闭的古代，谎言往往经不起这最后的考验。即使哪个侥幸逃脱了，也要面对周围知情人的长久监视，这后一个震慑力也许更强大而持久。
古人犯案，缉拿归案，要穿赭色囚衣带枷锁囚在牢中。最重的罪，头、手、脚，全部被固定在枷镣中，中等犯罪铐头锁脚，双手有自由，轻罪只戴脚镣，解放头和手。我始终不明白，锁住头的必要性在哪里?脚可跑，手可逃脱可反击，头，只会想只会看只会喊只会听，全是形而上。大概头涉及的是尊严，而对尊严的禁锢大约算古国遗风仅剩的证据?
我们通过现代人演绎的《水浒传》，知道了古时候押运犯人的许多细节。而《吕氏春秋》中讲到的“递解罪人”，要用皮革固定手，用胶糊住眼睛，那个押解过程多么痛苦，故事中的武松林冲好像押解路上受到许多优待。
今天的德国有历代酷刑展览馆，中国好像没有，但哪个文明都不缺少酷刑。周朝时候，有暴尸三日的记载。重罪犯被砍了头，还要在闹市上展示尸体，写明罪行昭示民众。三国时候，王充杀董卓，当街暴尸，据说“卓尸肥，夜燃灯于脐中，谓之卓蜡”。想想黑夜里的董卓之蜡，在风中断续飘忽，行路人避之不及，街巷中的惊恐气息，古人不是不善官司，恐怕是噤若寒蝉。
(一米 荐)
选自《今晚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