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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月10日下午，出生在匈牙利的马赛尔·斯特伯格因乘坐地铁而引出一段奇遇来。
斯特伯格是纽约市一家照相馆的摄影师，住在纽约市长岛一带的郊区。多年来他一直是按一定的路线从家里坐车到纽约市中心第五大街上的照相馆去上班，从未改变过路线。斯特伯格年近50岁，一头浓密的白发，一双坦诚的棕色眸子，酷爱跳匈牙利民间舞——恰尔达舞。他办事有条不紊，总是9:09从长岛乘火车到伍德赛德车站，然后换乘地铁到市里去。
1月10日早上，他像往常一样坐上9:09的火车。但途中他突然决定去探望拉斯兹罗·威克特，他的一位住在布鲁克林区生了病的匈牙利朋友。
“那天早上，我不知道为什么突然决定要去看望那位生病的朋友。”斯特伯格几周后对我说，“我本来可以下班后再去看望他，但当时我老想要是能去看看他，他精神会稍微振作一些。”
因此他便在奥佐恩公园站下了火车，换乘去布鲁克林区的地铁到朋友家里去了，在那儿他一直呆到下午３点左右，然后乘坐开往纽约市中心曼哈顿的地铁去办公室。
斯特伯格说：“车厢里很拥挤，看样子是无法找到座位了。但我刚一上车，一个坐在车门口的人突然跳起来，奔下车去，我便顺势坐到了他那个座位上。”
他说，我可是老纽约了，当然没有随便与陌生人攀谈的习惯。但作为一位摄影师，我有一种观察分析人们面孔的习惯，而坐在我左边的一位乘客的相貌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大约有三十七八岁的样子，眼睛里似乎有一种受到了伤害的神情。他正在读一份匈牙利文的报纸，某种东西促使我转过头去，用匈牙利语对他说：“我看一眼你的报纸，你不会介意吧？”
那人听到有人用他的本族语同他谈话，似乎吃了一惊，但他很有礼貌地说：“你先看吧，我以后有时间看。”
在乘地铁去市里的半个小时里，我们俩谈了很多。他说他的名字叫柏斯金，原是一位学法律的学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被纳粹抓进劳动营，送到乌克兰去干苦力，后来又被俄罗斯军队俘虏，被迫去干掩埋德国士兵尸体的活儿。战后他步行了数百英里回到了老家——匈牙利东部的大城市德布莱辛。
我本人对德布莱辛市很熟悉，于是我们对这座城市谈论了一阵子。接着他又向我讲述了他的另外一些遭遇。当他来到以前他父母和兄弟姐妹们住的那套公寓时，发现里面住着一些陌生人。接着他走到楼上，来到以前他和妻子住的那套公寓，结果发现也被陌生人所占据。这些陌生人中谁也没有听说过他家里人的下落。
正当他满怀悲伤地离开时，一个男孩在后面跑着追上来，一边喊道：“柏斯金叔叔！柏斯金叔叔！”这孩子是一位老邻居的儿子。他来到男孩的家里，向他父母打探家人的消息。“你家里的人全死了。”孩子的父母告诉他说，“纳粹把你家里的人和你妻子都送到了奥斯维辛集中营。”
奥斯维辛集中营是最残忍的一个集中营。柏斯金想到了集中营里的毒气室，他彻底绝望了。他太伤心了，无法再在匈牙利呆下去，匈牙利对他来说成了一片墓地。几天之后，他又徒步出发了。他偷渡了一个国境又一个国境，直到最后来到巴黎。1947年10月，也就是说仅仅在我遇到他之前3个月，他才设法移民到了美国。
在他滔滔不绝地讲述的整个过程中，我不断地在想他讲的遭遇我有点耳熟。突然我明白了为什么会是这样，我最近在朋友家遇到了一位年轻妇女，她的籍贯也是德布莱辛市。她曾被送进奥斯维辛集中营，后又被转移到一家德国的军火工厂去干活。她的亲属全被杀死在毒气室里。后来她被美国人解救出来，并于1946年作为第一批战时失去家园者而被运到美国，她的遭遇深深地感动了我，所以记下了她的地址和电话号码，准备邀请她与我家里的人相聚，以帮她从目前那种可怕的冷清寂寞中解脱出来。
这两个人之间似乎不大可能有什么关系，但当我坐到站时没有下车，仍呆在地铁里，然后用一种我希望是很随便的语气问道：“你的教名叫贝拉吗？”
他的脸一下子变得苍白，说：“对呀！你怎么知道的？”
我急切地翻弄着记地址用的笔记本，又问道：“你妻子的名字叫玛雅？”
他看上去像快要晕倒似的，连连说：“对呀！对呀！”
我说：“我们下车吧。”
在下一站我拉着他的胳膊把他领到了一个公用电话间，我在笔记本里翻找电话号码时，他站在那儿就像掉了魂，精神恍恍惚惚的，好像过了好几个小时，我才在电话的那一头听到了那个叫玛雅的女人接电话后来我才知道，电话就在她房间旁边，但她有个习惯，从来不接电话，因为她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打来的电话总是找别人的，但这一次因为屋里没有人，所以在电话响了一阵子之后，她才接了电话。
当我终于听到了她的声音之后，我告诉她我是谁，并让她描述一下她丈夫的样子。她对我的这一要求似乎感到吃惊，但还是向我描述了一番，然后我问她以前住在德布莱辛市的什么地方。她告诉了我当年的地址。
我叫她别放下电话，然后转过头来对柏斯金说：“你和妻子以前是住在××街上吗？”
“对呀！”柏斯金惊叫起来，他的脸色苍白得就像一张纸一样，浑身都在颤抖。
我告诉他说：“别太激动。一个奇迹就要降临到你的头上。来，拿着话筒与你妻子谈谈吧。”
他给弄糊涂了，默默地点了点头，眼睛里闪着晶莹的泪水。他接过电话，倾听了一会儿妻子的声音，接着突然大声喊道：“我是贝拉！我是贝拉！”随后便激动得不能自持，喃喃地自语起来。
看到这个可怜的家伙如此激动，无法继续谈下去，我便从他颤抖着的手中接过电话。我开始与那位听起来也激动得无法自持的玛雅说话。我告诉她说：“你在原地等着，我马上把你丈夫给你送去。他一会儿就到你那儿了！”
开始时我想我最好陪着柏斯金一起去，怕他激动得晕过去，但最后决定，这样的时刻任何外人都不应介入。于是我把柏斯金送进一辆出租车，告诉司机把他拉到玛雅的住处，付了车费，便与他道别了。
贝拉·柏斯金与妻子团圆的那一刻，情绪太激动，感情突然迸发而产生的刺激太强烈，所以事后他和玛雅对当时的情景什么也记不得了。
后来，玛雅说：“只记得放下电话后，我就像在梦中一样走到镜子前面，看一看头发是否已经白了，接着看到一辆出租车在屋前停下，丈夫朝我走来，细节已记不清了，只知道多少年来我头一次感到欢乐与幸福。”
玛雅沉浸在现实与往事之中，继续说道：“甚至到现在我也很难相信这是真的，我们俩遭了那么多的罪，我几乎失去了不害怕的能力，每次丈夫从家里出去，我都自言自语地说：‘会不会再发生什么事情，把他从我身边再一次夺走？’”
她丈夫则坚信，决不会再有什么不可抗拒的灾难降落到他们头上。他只简单地说：“上天既然让我们重逢、团圆，那就意味着不再让我们分开。”
不信神的人毫无疑问会把那个令人难忘的下午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归结为单纯的偶然，但难道是偶然使斯特伯格突然决定去看他生病的朋友，因此乘坐了一条他以前从未乘坐的地铁路线吗？难道是偶然使坐在车厢靠门口处的那个人恰巧在斯特伯格上车时突然匆匆下车去了吗？难道是偶然使贝拉·柏斯金坐在斯特伯格旁边，读一份匈牙利文的报纸吗？
是偶然——还是天意？
选自《中外期刊文萃》1999年第1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