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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一场大火烧了大兴安岭五分之一，101万公顷森林受害，5万多人受灾。211人丧生。间接经济损失达69.13亿元。当时的林业部部长、大兴安岭地区专员，漠河县县长等均被撤职，有些人被追究刑事责任。
20年后，记者披露当年火灾真相。直接肇事者是谁?预防机制如何?相关责任人现在的情形怎样?
“天火”
20年之后，漠河县的许多百姓提起当年那场大火，仍然用“天火”两个字来形容。
“和一般人想象的不一样，那火根本就不是漫过来的，而是从天上。‘飞’过来的。”当年大兴安岭地区常务副专员，现退休居住在哈尔滨的张举这样向记者描述。
在八九级大风的叫啸声中，一大团一大团的火焰被高高抛向天空，飞越100多米宽的大林河，狠狠砸向对岸的树林，原本出现在西山的山火就这样点燃了漠河县城。大火继续以“飞越”的姿态在漠河县城中肆虐，顷刻间，拥有4万多人口的漠河县城变成了一片火海!
然而，5月7日中午以后，风越来越大，火情越来越严峻，但很少有人想到，山火会进县城!——这是漠河县建镇以来，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
历史无法倒转，惨剧毕竟发生了。大火烧毁漠河县城后，继续狂吼着向东奔去。晚9时许，大火进入图强林业局所在地图强镇，把图强镇烧得荡然无存；晚11时左右，大火飞入阿木尔林业局所在地劲涛镇，劲涛镇被大火烧成一片废墟。至此，包括县城所在的西林吉林业局在内，漠河县境内三个林业局局址全部被大火烧毁!
惊心动魄的夜晚
时任大兴安岭地区常务副专员的张举，事发后第一时间赶赴火场，他的回忆对我们了解全貌更有帮助。
“5月7日下午5点钟，我在加格达奇(大兴安岭地区首府所在地一编者注)招待省里来的客人，当时的地区专员邱兴亚就告诉我，漠河的火着大了。
“晚上10点、11点的时候，家里电话响了，让我赶紧去地区防火指挥部。这时候，与漠河的电话通讯已经断了，只有靠电台联络。电台那边直嚷，刮起了14级风!漠河全城覆灭!
“14级风!天知道那是什么样的风”很显然，漠河那边的人已经全乱套了。
“我们的汽车开到阿木尔，已经是夜里10点多钟了。整个镇子里一片漆黑，只有一堆木垛‘呼啦，呼啦’地闪着炭火。”
“我们那些人，不知去过阿木尔多少次，可是那天晚上，我们谁也找不到路。好不容易摸到林业局被烧塌的办公楼前，刚好碰见局长、书记两人从火场回来，不知从哪里弄了两个蜡头子点着了照着亮，垂头丧气，人整个都木了。只会机械地回答我们的问话。‘怎么样’?”
“死人没有?”
“死了。”
“死了多少?”
“不知道。”
这就是后来被称作大兴安岭“五·六”火灾的那场大火，在1987年5月7日之夜闯下登峰造极的大祸。据统计，“五·六”大火火场总面积为1.7万平方公里，约占大兴安岭地区总面积的五分之一。森林受害面积达101万公顷，间接经济损失达69.13亿元，受灾群众5万多人，211人在大火中丧生。
县长被撤职
在抗击灾难的同时，人们自然还会想到追究灾难的责任。
“五·六”火灾过后，当时的林业部部长、大兴安岭地区专员、漠河县县长从上到下全被撤了职。更有很多人受到轻重不一的各种处分，还有一些人受到了刑事处罚。
责任是一定要有人来承担的。然而20年后记者赶赴哈尔滨、加格达奇、漠河采访一些当事人，回顾当年的历史，得来的感受是，当年那场大火，很难用哪些人个人的责任来描述。除去大自然不可抗拒的力量以外，20年前较低的经济发展水平，较低的社会管理水平，对森林火灾严重性认识的普遍不足，这些综合因素是灾难发生更重要的原因。
“五·六”大火的起火点事后认定有五个，都是人为原因造成的。最重要的起火点在古莲林场，直接肇事者叫汪玉峰，是到林场干活刚刚13天的一个河北农民。他启动割灌机引燃了地上的汽油，割灌机也着了，当时如果他脱下大衣一捂，火就可能被扑灭，可汪玉峰却拖着机器跑了七八米，等他叫人来时，火已经着大了。另外四个起火点，都是野外吸烟造成的，而这其中又有三处都是被称为“盲流”的外乡人所为。“企业管理混乱，规章制度废弛，职工纪律松懈，违反操作规程，违章作业。”这是当时国务院秘书长陈俊生，在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所作《关于大兴安岭特大森林火灾事故和处理情况的汇报》中，分析火灾原因的重要一条。
“没有人预报出那场大风。”
20年前，“火险级”风是什么等级的风，记者没能确实地查证，不过漠河当地很多人向记者表示，一直以来，当地5级以上的风就被视为有火险，家家户户不许起火做饭，只能吃干粮。看来，这个“火险级”风应该是5级以上风。
当年大兴安岭地区只在加格达奇设有一个气象台。“当时加格达奇气象台只是每天晚上向地区电视台提供一次天气预报。漠河县只是在漠河乡有一个气象观测点，任务只是收集气象资料，不做天气预报。”
“山区的小气候十分复杂。那天晚上，漠河刮起了八九级风，加格达奇这里还是风平浪静。”张举说。
记者通过长途电话找到当时的漠河县委书记王招英和县长高宝兴，但他们都拒绝记者采访，同时拒绝回答关于“五·六”火灾的任何问题。
各家电视机先后爆炸
今年45岁的范国萍是漠河县建设局副局长。当年着大火的时候，范国萍结婚刚一年，正在临产期。
范国萍是和弟弟一起跑出家门的。“其实那会儿我行动已经很不方便了，但不知为什么，火在后面追着，我跑得比谁都快。”
“那一夜，听见县城里就像除夕晚上放鞭炮一样，到处噼啪作响，其实都是各家电视机的爆炸声。
“到了快半夜，母亲、妹妹终于找到了我们。一家人相聚，还来不及高兴，就遇到了新的危险。因为部队院中有一个弹药库，所以还要组织院子里的群众向外跑。因为我是孕妇，就照顾我坐在部队卡车的驾驶楼里，怀里还抱着个电台。车厢里挤满了群众，卡车冲出火海的时候，连车厢木板子都直冒火星。”
记者揭了很多“丑”
“当时采访那次大火，全国来了记者，作家好几百人，除了个别的一两个外，全是骂我们的。”快人快语的张举这样说。
“1987年以前，国家对于灾害的报道一向比较保守。那次大兴安岭森林大火，在突发灾害公开报道方面有了很大突破，这在我们国家新闻史上也是有重要意义的。”当年新华社黑龙江分社记者，国内第一个发出“五·六”大火电讯报道的张持坚这样对记者说。
张持坚是新华社记者，又在第一时间抢占了“有利地形”，他的采访工作开展得是比较顺利的。但是，当此后数以百计的各路记者们“八仙过海”般采用各种手段赶赴灾区的时候，他们面临的困难就要大得多了。
可以理解的是，大兴安岭的各级政府官员对于这些不速之客的到来，从心底里是不欢迎的——出了这么大的事儿，他们都有一种负罪之心，想捂还捂不住，为什么还要有这么多人来给宣扬呢?
直到今天，记者在火兴安岭采访时，还听到很多当地人持有这样的看法：当年记者给大必安岭的干部揭了很多“丑”，就是因为当时没把这些记者招待好。
火灾过后，消防科科长秦某被判刑，而县里的几位主要领导中，高宝兴县长和李永庆副书记被撤销职务，王招英书记降职为漠河县建委主任(正科级)。记者赴漠河县采访时得知，李永庆现仍住在漠河县过着平民生活；高宝兴火灾过后选择了经商做木材生意，据说生意做得很大很成功，现居住在河北省廊坊市，而王招英现在安徽合肥林业部下属的某单位任处级干部。
大火与发展契机
大兴安岭起火时，毕忠镇是国家林业部办公厅秘书处的副处长，就连他也是在5月8日才得知大兴安岭起火的消息。对消息最为灵通的秘书处尚且如此，其他各部门就更可想而知了。难怪20年后，毕忠镇用了耳聋、眼瞎、腿瘸6个字来形容有关部门在当时的处境。
火兴安岭火灾之后，由国务院直接领导的“大兴安岭火灾前线指挥部”演变成一个常设机构，叫做“全国森林防火指挥部”。这个指挥部由当时分管农林工作的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担任总指挥，国务院各有关部委和总参指挥部都派人参加，指挥部办公室就设在林业部。这是个司局级部门，与此前林业部保护司防火处三四个人的机构设置显然不可同日而语。
毕忠镇一语中的：“中国的森林防火工作发展到今天，重要的契机就是那场大兴安岭火灾。”
选自《摇蓝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