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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六甲海峡位于东南亚马来半岛和苏门答腊岛之间,是沟通太平洋与印度洋的狭长水道,是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之一,也是亚、非、欧三大洲海上的重要交通要道,全长为1185千米。1971年,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三国宣布共管海峡事务,可是随着世界贸易形势的好转,远洋商船的增加,在这“三管”地区的海盗也日渐活动频繁。我在这个地区就曾经历过与海盗生与死的较量。
那一年春夏之交,我与6名中国大陆水手乘飞机到达希腊首都雅典,当天早晨,迷迷糊糊地乘坐交通艇上了停泊在锚地的希腊籍的“莫比尔”号货轮。我们外派的7个人当中,只有我这位报务员在老外眼中算是高级船员,但是水手长张大力是我们当中指派的头儿。我们摇摇晃晃地背着行李,我和水手长扶着一路上患感冒晕飞机的水手柳树林,爬上高高的舷梯,第一眼看到的是一位高鼻子、蓝眼睛、头发稀疏但却长着满脸棕色胡须的胖老头,他像个门神似的坐在梯口的一把凳子上。老头没穿带有标志的服装,他下身穿一条洗得发白的牛仔裤,上身穿一件不白不黄的短内衣,胸前印着美国星条旗的标志,半眯着眼睛,嘴里叼着一个特大号的烟斗在吞云吐雾。我想这老头不是船上的要休假的水手长,就是厨工、木匠一类的人物。我爬上后抹一把汗,冲他用英语说:“喂伙计,请问船长在哪儿”老头屁股都没动一下,睁开令人毛骨悚然的绿眼睛凶狠地盯着我们,就像一头北极熊盯着突然而至的猎人一样。“先生,我们是来接班的中国船员,请帮我们找一下船长好吗”我放下行李,伸手掏出海员证,老头没去接海员证,只是扫了我一眼,缓缓地从嘴里拔出烟斗,露出一颗金色的门牙,冷冷地问:“谁是报务员”我再次把能证明我身份的海员证递到他面前,回答他我就是。他像不相信似的瞅着我这个一米六七的小个子,这才拿过海员证瞄了一眼,然后又是冷冷地说:“见到你们很高兴……”我心里明白,这仅是英语里的客套话。老头边把海员证还给我,边自言自语地说:“我就是‘莫比尔’轮上的船长,詹姆斯·约翰。孩子们,你们辛苦了,先进来吧,一会儿由大副领你们到各自的房间。安顿好之后,你们就进入工作状态,时间紧,任务重,没法子。到我这来就是干活,可不是休养来了。”说完,他还用鼻子哼了一声,听后叫人极不舒服。
这个老头就是船长,说起话来粗声大嗓。中国大陆海员在外都是拍肩膀头论弟兄习惯了,谁受得了这个,我们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很快,约翰船长给我一个下马威。我一个人被关在电报间熟悉情况,时间一长就头晕眼花的,出去和弟兄们说会儿话,他就对我翻脸,说我的工作地点就是报房。我心里骂他是狗眼看人低,我干了
多年报务员怎么会不知道自己的本职工作。由于我是高级船员,就得与那些老外在高级餐厅就餐,我觉得很别扭,空气太压抑不说,伙食标准高而且是死的,吃不了也浪费了,那些低级船员的伙食标准虽然低却是活的,吃不了可以发钱。特别是吃饭时可以聊天,进行一下交流,这些我都不能,因为高级船员里仅有我和台湾的大副是中国人,但我们之间还没有共同语言。我就找约翰船长说要和水手们共餐,约翰一听,问都没问是什么原因,头摇得像拨浪鼓似的,连连说“NO,NO”,还摆出一副没有商量余地的样子。
最苦的还是6名中国大陆水手。他们安顿好行李,约翰就命令他们进入工作状态,在进港前要把五个大舱都进行除锈、打油漆。而更不可思议的是水手们的顶头上司是台湾来的大副史贺来。史大副是一位盛气凌人的中年人,他领着水手长来到现场说:“就这些活,要在五天内干完,接着就进港,干不完你们就等着被炒鱿鱼吧。”水手们一路疲劳,加上还不熟悉工作和生活环境,再说这些活要在正常情况下也得干个七天八天的。令中国大陆海员更不可思议的是,大副还派三副达哈尔负责监工,这在新中国航运史上是从来不曾有过的事。
达哈尔是印度人,长得黑不溜秋的,人也瘦小,要是水手长发起怒来,一提手就能把他扔到海里。但这小子简直就是大副的一条狗,狗仗人势,他不但指手画脚,水仙花不开--竟装大瓣蒜,一有空就搬一把椅子坐在大舱口,香烟一叼,可口可乐一端,监视着中国大陆水手们干活,水手长一停手喘口气,他也骂上几句听不懂的话。在这里真是官大一级压死人。弟兄们都恨得牙根痒痒的,但又无可奈何。这时就让我想起历史上韩信的胯下之辱来,我们的水手真是比韩信还韩信。大舱干活既闷又热,我实在看不下去了,于一天下午三点时分就提一壶泡好的茶水,拿了两个茶碗去给弟兄们送水,走到舱口时遭到三副达哈尔的拦截。那一天我就是冲着他去的,脚穿一双“功夫鞋”,因为在国内国际刚放完《少林寺》这部电影,在老外心目中,凡是穿布鞋的中国人都是有点功夫的。我把眼一瞪,“叭”的一声,一只茶碗被我狠狠地摔在甲板上,并警告他:“放肆,我是报务主任”我抬出自己的职务,是因为无论从身份和地位上讲我都比三副大。同时我砸了茶碗后,又做个漂亮的长拳动作,这是我就读海事大学时专修的护身拳。他一下子就被我吓住了,从此他见了我就像见了猫一样。五天五夜,水手们总算拼上了老命把五个大舱拿下来了。希腊的验船师一次性通过,并连连说“OK,OK”。当天船进港装菜籽饼粉,要运往韩国的仁川。约翰船长不动声色,到港后向公司申请了2000美元奖金,水手们拿了大头,驾驶员们不劳而获拿了小头,大副的那条狗--三副也不例外。船长仍然是每天凶巴巴的,叼着大烟斗,像个幽灵似的不知啥时候就转到了你的身后。台湾大副每天着装整齐,三杠加上铁锚的肩章配上白得耀眼的海员服,一副很威风的样子,他整天除了发号施令,叫你干啥干啥,从不与大陆来的水手唠家常,就好像他生来就比我们高一头似的。
在港装货期间,希腊公司给电台送来了先进的气象传真机和“518”气象航行警告自动接收机,当着老外们的面,约翰船长问我:“这东西你自己能安装会使用吗”我看这些新仪器虽说没见过,但它的原理是大同小异的,就满口答应说可以试试。约翰船长说:“军中无戏言,你拿回去吧,不要叫我失望。”我先是照着图纸安装完毕,又照着说明书进行调试,总算成功了。两天里,我有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在机器中之感。就是这两把刷子,约翰船长也不敢小看我了,因为请别人来安装调试是要从船舶劳务费中支付美元的。
二十多天后,船通过印度洋就要进入马六甲海峡了。我从代理来的电报中首先知道马六甲海峡最近海盗猖獗:一艘日本船的船长被杀,物品被抢;一艘俄罗斯船船长遭到捆绑,房间物品被洗劫一空;一艘注册巴拿马籍的集装箱船二十多名船员全部遇难,船也去向不明。种种迹象表明,防海盗是势在必行的事。其实要是在中国的船上,船上早就有所准备了,因为大家都知道,马六甲海峡、加勒比海、西非这三个地方是海盗频繁活动的地方。
当晚,召开了一次全船大会,约翰船长从嘴里拿出烟斗,瞅瞅大家都到齐了,他只讲了一句话:“大家回去后,把遗书都写好吧,把后事好好交待一下。”然后就宣布散会了。
外籍船员都感到大祸就要临头了,纷纷回房间写遗书,整理物品。我上电台时,发现船长一个人在小会议室里没有写遗书,而是面对一个十字架,虔诚地跪在地板上,双手合十进行祷告,原来这个整天凶巴巴的船长也是个怕死的主。我为我自己的这个发现又好气又好笑,气的是到这个时候了一船之长不去组织防海盗而是等死,笑的是那些中国大陆海员以外的人平时也是人模人样的,吃喝嫖赌时样样都挺潇洒,这海盗还没个影子就这么慌慌张张的狼狈相很是叫我开心。
印度三副达哈尔率先将自己住房门前的英文标志揭去了,随后是希腊的轮机长,菲律宾的二副,马来西亚的大管轮也照此办理了,更可笑的是台湾的大副在自己房间门前贴了一个“W.C”厕所的字样,大副借自己管理船舶房间之便,首先占领了引水房临时居住。除了中国大陆船员外,没揭掉住房标志的还有老船长约翰,实在是令人不解,难道他不怕死,但为什么他要祷告,为什么他下令要大家写遗书,这个老头真是不可思议。
当天夜里,船进入印度尼西亚的沙璜角海域。因为印尼的苏门答腊岛将南来的潮流挡住了,一下子风平浪静,淡淡的薄雾漫了过来,时值晚上10点40分,约翰船长从雷达荧光屏上发现两个移动的回波,显然是快艇一类的船只正向“莫比尔”号快速驶来。三副达哈尔装模作样地拿着望远镜望着,但他什么也看不到,因为当时有雾,这家伙无非是猪鼻子里插大葱--装象,硬装给船长看。
11点时雾散去,三副吃惊地大喊:“船长,发现两艘快艇”船长约翰亲自揿响汽笛,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刻,汽笛十分恐怖刺耳,仿佛末日就要来临一般。三副连连放了几个臭屁:“哎哟,我肚子疼,肚子受不了。”这家伙装作要上厕所的样子,就这样溜走了。
汽笛响过之后,大副和中国船员都来到驾驶台上,人们看到船长双手画着十字。水手长说:“船长,快开所有的甲板灯,要甲板水。”台湾大副史贺来见船长没有反映,不等船长发出命令,就亲自开亮了前后大灯,立即全船灯火通明,两艘快艇完全在灯光的笼罩之下,已确认是海盗船无疑了。快艇上放有机关枪,一个穿牛仔短裤的黑不溜秋的男子倒提着冲锋枪站在甲板上,扭着屁股,其他几个人手持锚抓等工具做着就要攀登的准备。显然,海盗们是胸有成竹,他们一点也不怕暴露。
约翰船长揿响特定的防盗信号。这老头这时见他周围都是中国人,随手抓起船用专线广播系统,大声呼喊:“不怕死的弟兄们,请立即各就各位抗击海盗”随后他又叫通机舱的电话:“轮机长,请你立即供甲板水,压力越大越好。你的人呢,都给我上来打海盗。”经过一阵混乱之后,驾驶台上还是只有包括大副在内的几个中国人齐聚在美籍船长约翰的身边。这老头子的绿眼睛一亮,随手拉过大副和水手长的手,三双大手握在一起,霎时老泪横流,绿眼睛里充满了愧疚和感激。
这时海盗船的机关枪响了,驾驶台的一块玻璃立即粉碎。海盗在下边命令停船。水手长张大力说他带人下去阻止海盗登船,叫船长指挥全速前进,在气势上吓倒海盗,他让我把这话翻译给船长。大副说:“我与你们一同下去。”船长命令我立即向新加坡发报,向当局请求援助。有关材料说,马六甲海峡的海盗来自周边海岛上,过去听说这一地区的海盗不伤人命,只要钱物,但近几年,他们作案手段残酷,稍有反抗者就叫你去根,已经达到了既要物也要命的地步。据说越南一艘小型客轮在航行中遇上海盗,海盗不但强奸了妇女,还杀人、抢货,最后又引爆了这条客船。
一条海盗船刚在左舷靠好,海盗们准备攀登,水手长带人赶到,两支高压水枪同时横扫过去,刚露头的一名海盗立即被打到海里去了。右舷台湾大副也领着水手柳树林打开另一支水枪。用高压水枪阻止海盗登船,这是我们中国海员习惯用的最佳武器。两艘海盗船第一轮抢帮被打退了。海盗们不甘心就此失败,他们手中的冲锋枪开火了,台湾大副卧倒时慢了点,他的安全帽被打飞了,子弹擦着他的头皮而过,水手柳树林找了个带缆孔的最佳位置,一股巨大的水柱喷过去,立即压住海盗船的枪声。他随手将自己的安全帽给台湾大副戴在头上,大副感激地伸出右手的两个指头做了英文字母V的动作,这是表示胜利的意思。在近代航海史上,这是台湾海峡两岸的船员第一次协同作战斗海盗,同是炎黄子孙的中国人,令世人刮目相看。军人出身的水手长张大力,在关键时刻不但显示出良好的素质,又能协同作战。他指示另一名水手增援右舷的大副。这时候,几名希腊籍的机工在大管轮的带领下也冲向甲板加入战斗,不料他们却暴露在海盗的火力网下,两名机工应声倒下。希腊兄弟的血更激起甲板上中国水手的斗志,六支水枪同时喷出强大的水柱,死死地压住海盗们的枪声。海盗们一看登船不成,就掉转枪口,一齐向驾驶台开火,打得几扇玻璃同时破碎,碎玻璃溅了满地。驾驶台上只有约翰船长、一名手操舵的中国水手小夏和我,因我这报务员的位置,没有船长的命令是不好擅自离开的。约翰船长用右手在胸前画着十字,自言自语地说:“天哪,不行我们就投降吧。”我与水手小夏同时高声说:“船长,绝对不能投降,那样大家就都没命了。”小夏边操着舵,避让着海盗船,边大声提醒船长请求加速。我抓过一把水手斧,把一把水手刀别在小夏的腰带上,准备做最后的决斗。
约翰船长想了想,打电话叫机舱加速,同时他揿响了警笛为自己壮胆助威。一万多吨的“莫比尔”号船速从13海里一下子增到15海里,水手小夏操着这条庞然大物与海盗船兜圈子,海盗船惟恐躲避不及引起粉身碎骨之祸,赶紧避让。约翰船长也下了拼个你死我活的决心,当然这个决心,来源于拼死抵抗的中国船员。这种子弹与水枪的实战持续了近一个小时,海盗们遭到中国船员顽强的阻击,他们也许认为这样拖下去对他们不利,互相鸣着汽笛,一阵风似的消失在黑暗中。这场反海盗的战斗,以一死一伤两名希腊籍船员取得了胜利。零点一过,两架新加坡海岸警卫队的直升机飞临我们上空,通过高频电话联系,他们放下笼子接走希腊籍的重伤号。
到新加坡锚地抛锚后,约翰船长把我们中国船员和台湾大副史贺来都请到他的房间,拿出他的咖啡招待大家。他说:“以前有对不起你们的地方,请多多原谅,这次是你们救了‘莫比尔’号,也救了我自己。”因为他跑完这个航次就要告老还乡了,并且他对海盗有他自己的逻辑,那就是只要你不要我的命,愿拿啥就拿啥。但真要是丢了命或丢了船,他的一生就经不起评说了。他三十年前就曾遭遇过海盗,被海盗打掉了一只门牙,至今回想起来,还心有余悸。现在既保住了船又保住了性命,他哪能不感激中国船员呢。
他打开保险柜,拿出自己的钱,说要分给我们每人200美元。水手长张大力听明白后,按住了约翰的手,说:“如果该我们得的钱,我们一定要拿,这是你个人的钱,我们一分也不要。”我把这话翻译给船长,他老泪横流,嘴里连声说:“中国人好样的。”并挨个拥抱了我们。台湾大副也与我们挨个握手,通过这次生与死的考验,我们再也看不到他那盛气凌人的眼神了,在“莫比尔”号货轮上,我们成了一家人。
选自《新聊斋》2000年第3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