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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年间，存放档案的内阁大库共有六间大房，这样的重地，戒备森严，一般人是无法进入的。国学大师王国维在《库书楼记》中说：三百年来，“除舍人省吏循例编目外，学士大夫罕有窥其美富者”。连“学士大夫”都无缘得见的皇家档案，最终何以会惨遭毁灭性流失的厄运呢？
醇亲王下令销毁档案
清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内阁大库因年久失修，出现了严重渗漏，于是，内务府决定进行修缮。不料尚未施工，八国联军就拿着洋枪、洋炮攻入了北京。此情此景下，修缮内阁大库自然就提不上议事日程了，结果这一搁就搁了近十年。直到清宣统元年（1909年），内阁大库突然崩塌一个角，修缮之事才付诸实施。
修缮库房之前自然得先迁移档案，清政府决定将年代近一些的档案迁至内阁大库对面的文华殿，其他的暂时集中存放于库内。事有凑巧，有一次，醇亲王载沣要查阅清初摄政典礼档案，其手下人遍寻之下，就是找不到载沣所要的档案。载沣得知后很不高兴，当即拉下脸发话道：“花了许多时间，要找的档案竟然没有……留着这么多没用的档案干什么，还不如销毁了。”醇亲王一声令下，手下人哪敢怠慢。于是，大量所谓“无用”的档案被挑拣出来堆在一边，等待着被销毁的命运。
恰好在这时，张之洞（时任内阁大学士兼学部大臣）为成立“京师图书馆”之事，特地委派罗振玉（时任学部参事）到内阁大库挑拣一批书籍典册。罗振玉来到内阁大库，一眼就看到了堆得高高的待销毁档案，便顺手抽出两份翻阅了一下，不料竟愣住了。原来，他手里拿的待销毁档案，一份是乾隆年间漕运总干事管干珍在任期内写给朝廷的奏折；另一份是乾隆年间军机大臣阿文成出征金川时的奏折。如此重要的档案史料，何以要被销毁呢？
罗振玉当即将此事向张之洞作了汇报，随即，张之洞紧急上奏请求保存这批待销毁档案。经过一番折腾，这批珍贵的史料终于逃过一劫，并获准交由学部图书馆管理。
鲁迅奉命麻袋里“寻宝”
辛亥革命后，北洋政府于1914年打算建立一个历史博物馆，遂在国子监成立了筹备处，大内档案自然成了它的珍藏。
1916年，历史博物馆筹备处迁往故宫午门楼，这批档案也随之被移至午门外的朝房里存放。此时，原先的“学部”已改称“教育部”，教育部尽管接管了大内档案，但却没有认真保管——整理档案时，只见数十人乱哄哄地挤着，用一根小木棍拨拉着摊得一地的各式各样的档案，从中挑出部分完整的档案放置于门楼，剩余的大量名曰“已整理过了”的档案就被随意装进麻袋里，像堆放垃圾一样堆放在了端门门洞里。
时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的傅增湘听说有这样一批宝贝，当即派了两个人为他去麻袋里“寻宝”，其中一个人便是当时在教育部任职的鲁迅。后来，鲁迅在他的杂文《谈所谓“大内档案”》中说：
“这回是f先生（傅增湘）来做教育总长了，他是藏书和‘考古’的名人。我想，他一定听到了什么谣言，以为麻袋里定有好的采版书——‘海内孤本’。这一类谣言是常有的，我早先还听人说，其中有什么妃的绣鞋和什么王的头骨。有一天，他（傅增湘）发了一个命令，让我和c主事看看麻袋。即日搬了二十个到西花厅，我们俩在尘埃中看宝贝，大抵是贺表、黄绫封，要说好是也可以说好的……”
“我们后来又看了两天，麻袋的数目，记不清楚了……凡我们捡起（放）在桌上的，他总要拿进去，说是看看。等到送还的时候，往往比原先要少一点……”
很显然，少的那一点无疑被教育总长傅增湘据为己有了。
故宫密档被当“废纸”卖
到了民国十一年（1922年）前后，适值北洋军阀曹锟贿选总统，政府财政空虚，以至于像教育部这样的机构连工资都发不出了。工资拖欠得久了，难免怨声四起。历史博物馆无奈之下，遂将放置于故宫的档案分两批当“废纸”给卖了。
第一批被卖掉的是明朝永乐至万历年间的档案，共计十几万斤，经一些纸商竞价后，最后被十几个商人合股以3000多银元的标价购得。随后，这些纸商一转手就赚了两倍的利润。第二批被卖掉的是明朝崇祯年间和清朝顺治至宣统年间的档案，约148000斤。鉴于利润丰厚，这次竞标者一下子冒出四家。最终，南纸文具店的老板同懋增以4050银元购得这批被装入8000只麻袋里的档案。
当这批档案经由北京善果寺“零售窗口”流入民间时，有个认识金梁（著名画家）的人知道金梁识货，便手持几份买来的朱批谕旨档案向他高价兜售，金梁一眼就认出这些都是大内真品。与此同时，金梁的朋友罗振玉也在市摊上发现有人出售“洪承畴揭帖”以及“高丽王进贡表”等大内档案。追寻之下，罗振玉得知早先被“抢救”下来的大内档案，都已被同懋增收购了，于是，他主动找到同懋增将之全部买下。
被“文物贩子”大肆倒卖
这些大内档案经过简单整理后，又成了罗振玉等人赚钱的资本。不久，罗振玉便将其中一部分以高价卖给了清朝遗老李盛铎。李盛铎作为“文物档案贩子”，早有前科。当年，民国政府曾指派新疆巡抚何彦升，将留存在敦煌莫高窟藏经洞劫后余存的经卷，用大车拉回北京。当大车到达北京打磨厂时，何巡抚居然将大车拉回了自己家里，前来迎接他的有他的儿子何震彝以及儿子的岳父李盛铎。就是这一干人狼狈为奸，侵吞了大量经卷。李盛铎尝过甜头，此番良机，他岂会错过？之后，李盛铎将到手的大内档案挑了一部分留在手边待价而沽，将其余六万斤运往天津、大连兜售。尤有甚者，罗振玉还将40余箱大内档案卖给了日本人松崎。
当时围绕大内档案流失一事，舆论早已传得沸沸扬扬，尤其是得知40余箱大内档案落入日本人之手后，国人更是愤愤不平。
直到新中国建立后，成立了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档案馆派出专人将劫后仅存的大内档案收集整理，这批珍贵的档案才真正有了安稳的归属。
选自《乡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