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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0月的一天下午，我和几位部队政工干部突然接到紧急命令，连夜乘专车从天津奔赴北京军区大院，第二天又马不停蹄赶到北京展览馆“首都红卫兵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抄家战果展览会”（简称“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筹备组报到。
据筹备组领导传达：林彪听到关于“红卫兵”抄家“辉煌战果”的汇报，感到非常满意，办好“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是按“林办”指示，由中央文革领导小组直接指导的一项重要工作。举办这个展览会，就是要借展示所谓“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特别是抄家的“辉煌战果”，把“文化大革命”运动引向深入。所谓抄家“战果”确实十分惊人，无比“辉煌”。据不完全统计，从6月至10月初，全国红卫兵收缴的现金、存款和公债券就达428亿元，黄金118.8万余两、古董1000多万件，挖出所谓的“阶级敌人”1.66万余人，破获“反革命”案犯1700余宗，从城区赶走的“牛鬼蛇神”达3900多万人。
头顶“内战”压力猜“政治谜语”
按照“林办”指示和一些虽然担任展览会领导要职、却从未接触过展览业务的年轻人的想象，这个大型政治性展览会只要凑齐材料，码放好展品，便可望在1967年元旦前后对外展出。但事实上，要想筹办这样的展览会，其困难程度和潜在的政治风险远远超出人们的想象。这里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顶住愈来愈疯狂的“内战”压力，走出猜“政治谜语”的怪圈，随时掌握瞬息万变的斗争“风向”，吃透和准确把握当时一天三变的所谓“中央精神”，使展览会不会偏离“大方向”，不致犯“政治路线错误”。
鉴于当时正处于“文化大革命”初期，各派政治力量斗争空前激烈。参与展览会筹备工作的北京军区和公安部门的领导人人自危，谁也不敢轻易公开表态。“上边”更是三缄其口，对筹办工作的具体方针政策要求往往顾左右而言他，实在躲不开的“请示”，便泛泛传达一些“要放手让红卫兵小将们自己大胆去干”、“不要担心出问题，天塌不下来”等官话、空话。听到这些空洞无物的豪言壮语，缺乏政治斗争经验的参展红卫兵小将们竟然盲目乐观，感到似乎转瞬之间便可办出个“震动全世界的抄家展览”，就如同“打砸抢”一样，只要一窝蜂地上，弹指一挥间便可大功告成，令世界各国目瞪口呆。但实际担任展览会具体筹备任务的北京军区、公安部以及北京市公安局的领导干部和工作人员，对此心知肚明。不少参展工作人员甚至私底下叹息：这哪里是办展览、干革命工作，分明是掉进“迷宫”，在使劲猜“政治谜语”。
我们就这样像猜谜语一样投入展览筹备工作，每天时刻绷紧政治神经，上班后第一项任务就是尽快收集和交换全国最新政治路线斗争动向和小道消息，抓紧浏览刚刚收集到一尺多厚的大、小字报，各种红卫兵小报，悄悄用电话打探“动态”，在小范围内分析政治风向。如中央领导成员中哪个刚刚“靠边站”了，等等。生怕由于耳目闭塞展出了不该展出的内容，会吃不了兜着走。此外，我们还要竭力防止在北京展览馆出现的武斗和各种不测事件。
江青也不敢随意表态
为加深对“红卫兵破四旧”运动的理解，特别是抄家的实际情况，我们开始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由于头戴“林办”“光环”，我们可以自由自在地四处活动，出入各抄家仓库，随意观看抄家实物，毫无顾忌地了解抄家情况，收集一切可供展出的资料和展品。那个时期，我们在数以百计的大专院校和基层单位看到了不少堆集如山的抄家“战果”。当时，一些重大抄家事件大都反映到展览会中来了。在接下去的调查中，我们逐渐发现，许多所谓“抄家”大案要案，要么是夸张事实，要么就是捕风捉影。一次，听到当年参与杀害李大钊的一名凶手被群众揭发并抄了家，我便立即深入了解情况，结果发现是“造反派”听说某人解放前曾在第一监狱当过伪警察，就穿凿附会地认为他曾参与杀害了李大钊。但李大钊遇难时此人只有七八岁。像这种捕风捉影、令人啼笑皆非的事件屡有发生。
到1967年春末夏初，筹备工作总算有了点模样。但展览中有些重大问题却久久争执不下，毕竟触及到国内外特别是兄弟党之间方方面面的尖端问题，要想公开展出，非要请“最高权威”过目并拍板定案不可。在红卫兵小将和其他领导同志一再请求下，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决定集体接见“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的主要领导成员，帮助解答有关问题。一天晚上7点多钟，中央文革领导小组成员来到展馆会客大厅。我所在的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馆，在布展中是遇到“尖端”问题最多的一个馆，许多问题都涉及我党与兄弟党之间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我赶紧主动向江青提出有关展览中十分敏感的涉外问题：一是如何处理兄弟党对“文化大革命”的不同看法问题。据有关方面提供的“内部消息”，当时在报纸宣传与我党关系亲密无间如越南等“同志加兄弟”国家的共产党，就对“文革”始终不公开表态。如果展览一点不反映，与报纸宣传反差太大，担心观众会引起疑问；其次是当时《参考消息》上刊登过一些照片，反映一些国家如澳大利亚、荷兰等西方国家也出现了少数“红卫兵”，他们也手拿“小红书”，戴着与我们相同的红色臂章，有的还声称要“造反”。对这方面问题不知如何处理。
江青不敢对此随意表态，只说了些文不对题的原则话，最后见实在推脱不了，只好推说：“你们去找康生同志吧，康老是这方面的专家。”康生也没有当场回答我的具体问题，只原则地说：“你们可以找中联部的同志嘛，他们有责任解答这方面的问题。”
“耀眼”的历史缩影
“红卫兵抄家战果展览会”展出了将近两年，于1969年初宣告结束。它成了这一时期最为“耀眼”的历史缩影。这个几乎占据了北京展览馆全部展厅的大型展览会共分为4个展馆：第一馆，“红卫兵运动的蓬勃兴起”；第二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第四馆，“红卫兵运动震动了全世界”。展览会最为引人注目的是第三馆“红卫兵抄家战果”，那里展出了大量珍贵的抄家物品，如珠宝珍玩、古董文物、玉石翡翠，各式各样的钻石、宝石饰品以及其他奇珍异宝。我父亲在解放前曾从事过珠宝古董业，他3次来“红卫兵抄家战果馆”参观，曾不无感慨地说：可不得了！都是些货真价实的一流珠宝啊。有好多宝贝只听说过，没见到过实物，这回可算大开眼界了。
抄家展品中，有4件一套宋代钧窑“洗子”。每只直径30厘米左右，由外贸部派专人每天专车送展，当晚撤回。我假装外行说干嘛看得这么紧，负责看护寸步不离的一位长者指着洗子底部尚未完全消除的“东”字一角，说：我告诉你吧，这原本是清宫东宫的珍藏，是国家一级国宝，现在到香港市场至少能卖人民币100万（多年后在香港拍出4000万港元的一串翡翠项链，在当时出口售价仅40万元）。宣武区“丞相胡同”原来住有6家“丞相”级的人物，他们在抄家中无一幸免。其中仅在抄出物品最多的一家“丞相府”中，“红卫兵”抄走的文物古董、明清家具等各类物品就装满17辆解放牌卡车，仅古籍就足足装满3卡车。据说，这家人是历史上罕见的京城显族，其祖上仅在明、清两代就均有人做过兵部尚书。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时，其家门口因悬挂德国国旗而未遭劫掠。日本侵占北平，因驻华司令官久闻其名，千方百计进行拉拢，而未受骚扰。解放后，其家庭要员又是彭真市长的座上客。事后多年，当我和著名文物专家史树青提及此事时，他十分惋惜地说：“这家人我知道，在京城像这样一个能一直延续600年而未遭破坏的大家庭，本身就是奇迹，它的每件历史遗物都有十分可贵的历史价值，可惜这个系统的家族史料遗存在“文革”中被破坏了，实在太可惜了。”
选自《文史精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