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
开国少将肖永银在“文革”中接受许世友的命令，收留被“打倒”干部的子女当兵。此事惹怒了造反派，一下子将他告到了周恩来那里。谁知，周恩来竟然默许了这件事……
接受命令收留遗孤
1967年盛夏的一天，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员肖永银接到驻在无锡的二十七军军长尤太忠的电话，邀请他过去玩。他知道，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正在无锡“避难”，尤太忠打电话叫他去玩，肯定是许司令员有事找他。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
果然，一到无锡，许世友就召见了肖永银，他劈头就说：“抓部队！把部队稳住！”肖永银告诉他，坦克师稳如磐石，许世友的眉头稍微舒展了一些。肖永银耐心等待着，知道他“秘密召见”，必然有“特殊使命”。东拉西扯一阵后，许世友像是漫不经心地说道：“陶勇的孩子到处流浪呀，怎么办？你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起来呀？”
尤太忠和肖永银两人会意地相互看了一眼。海军中将陶勇，原名张道荣。陈毅爱其骁勇善战，为其更名“陶勇”。中国海军建立之初，陶勇受命指挥中国三大舰队之一——东海舰队。在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铁腕”之下，中国第一大城市上海的“文化革命”进行得如火如荼，东海舰队司令陶勇在被“打倒”之后不久，突然溺水身亡。陶勇的夫人也在劫难逃，以施“美人计”和进行敌特活动等罪名被关押起来，后屈打成招，跳楼自杀。“陶宅”被查封，东海舰队司令的儿女们被逐出家门，流浪露宿于上海街头。陶勇的孩子们流浪街头，深深地刺痛着许世友的心，许世友在“避难”中关注着东海舰队司令的遗孤（东海舰队归南京军区建制）。
听到许世友这么一问，肖永银和尤太忠认真地商量起来。最后商定，由离上海近的尤太忠派人把陶勇的孩子收起来，再转送南京肖永银处，由肖永银安排。
“招兵买马”惹怒造反派
肖永银回到南京，很快，东海舰队司令的3个遗孤由尤太忠秘密转送给他。孩子们衣衫褴褛，面色蜡黄，最小的才13岁。肖永银鼻子一酸，摸着陶勇幼子的头说：“当兵吧……”
由陶勇的孩子开始，便发生了以后被人称作“招兵买马”的事件。各地被“打倒”的军队干部，很快便获悉了这么一块净土，于是从四面八方送来了自己已力不能保的爱子娇儿：被“火烧”的云南军区后勤部长的儿子，官贬河南某农场、原六纵司令员王近山的几个孩子……乘火车的，坐轮船的，步行的，纷纷投奔而来。肖永银无法拒绝这些昔日战场上的“战神”们的后代，便下了一道命令：“男的，只要是军队上、地方上干部的子弟，家庭不行的，就收起来。”于是南京军区装甲兵的营房，倏忽间来了许多“娃娃兵”，大的十六七岁，小的十三四岁。
然而，尽管收容是在极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造反派们仍旧嗅到了蛛丝马迹，通过内线情报传递，弄清了“孩子们”的藏身之地，几个造反派组织准备联合行动，到南京军区装甲兵军营去抓人。这些将军的后代听到消息后，个个准备与来犯者拼个你死我活！
肖永银眉头紧锁，他必须制止这场流血，他是受他们父辈之托保护这些孩子们的，他必须对得起那些曾经和他一起出生入死的战友们。他打算连夜秘密把孩子们送过江去，在长江以北，有一片荒野山地，是装甲兵的训练基地，对外属军事禁地，一旦转移到那里，孩子们也就进入了安全之境。
当晚，肖永银派人找了两条民用小木船，把孩子们送到了装甲兵训练基地。第二天，造反派们意外顺利地长驱直入，然而兵营里已经没有了一个小孩子。造反派们恼羞成怒，一下状告到国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
总理默许招收新兵
几天以后，一个长途电话打到了南京军区，总理办公室查问有无此事。军区负责人叫来肖永银，他听了总理办公室的电话内容，却轻松地笑笑：“总理问嘛，如实报告情况！我签名！”说完，肖永银草拟了一份电报，如实地向总理报告了“招兵买马”的情况。电文拟完，他提笔签名：南京军区装甲兵司令肖永银。周总理似乎默许了装甲兵司令的“招兵买马”，此后再未过问此事。
然而，事情并未就此结束。一天，在军区司令部里，一位首长不冷不热地扔下一句话：“我到了北京，上级问我收了多少兵，我说不知道。”肖永银心里明白，首长是反对这件事。这时，又有一个领导说话了：“不像样子！收的兵不够格，弄几百个小孩子，干脆办‘儿童团’算了！”会后，某领导就此事发电报上告，副总参谋长亲自过问此事。总参谋部来电：你们查查装甲兵招了多少新兵？够格的留下，不够格的清退回去。
“肖司令，我看事情难办呐。”装甲兵司令部参谋长满面愁容地说，“即使我们想留，怕也不能全留下。真可惜，这些娃娃有的是太小了。”
“娃娃嘛，总会长大。我们这么大的装甲兵，养几百个娃娃算什么？过几年就是一条六尺男儿。要当兵并不是反革命，红军时代得一个兵不易呢！不能清退回去，退回去，他们好多人家已经没有了。”
“可怎么办呢？”参谋长拍拍桌子上的电报。
肖永银看了半天后，用手点着电报上“够格”和“不够格”两个字说：“我们全都合格，不就完了！”
装甲兵很快起草了一个报告：共招新兵多少名，经过半年的严格训练，考试及格多少名，在此期间，共发展党员多少名，团员多少名……报告完整详尽，无懈可击。果然，上面在接到这份报告以后，再没有“继续追查”。
选自《文史月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