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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过七旬、离休多年的楚成瑞老人，有着清晰的记忆与思维，说起话来底气很足，健谈而又风趣。老人祖籍山东掖县，早年随家人闯关东来到辽宁大连，1945年在营口参加东北人民自治军，参军第三年就成为赫赫有名的四野统帅林彪的司机。1950年春，在鲜花的簇拥下，他与林彪的“坐骑”一同回到北京。后来，由于林彪身体状况越来越差，乘车的时间少了，他就由司机改做了林彪的内勤，为重病中的林彪又服务了两年多。所以他回忆起那段什么味儿都有的岁月，可以说细致得纤毫毕现。
连年苦战累垮林彪
林彪有失眠这毛病，其实，这病早在平型关战役之前他就得上了。那时候，敌强我弱，还要打胜仗，怎么办？歼敌一万自伤八千不行，对他来说，办法也只有一个，那就是累自己——累自己的大脑。结果长期下来，用脑过度，神经衰弱，开始失眠，据说打平型关时他都戴上健脑器了。更糟糕的事还在后头，1938年3月1日凌晨，奉命率115师师直属队昼夜西进的林彪，被国民党阎锡山的士兵误击一枪，子弹从前胸进去，后背出来，伤了神经，落下后遗症，以致后来被折磨得生不如死。
最让林彪耗费心力的是解放战争。1945年9月，中央确定了“向南防御向北发展”的战略方针，命令林彪率领十万人马抢占东北。这招棋走得英明，但也险呀！林彪刚到东北，就感到危机四伏。苦熬了三年，东北形势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地方我们占了百分之九十七，部队发展到近百万。我们开启了顺风船，林彪的失眠症却更厉害了。为了睡好觉，可以说什么办法都用上了。我也看出来了，他自己也很难受，自己看医书，自己配药吃，也不行。有一次他吃了自己配的药，半夜发癔症，只穿一只鞋就跑到冰天雪地里去了，警卫员拖都拖不住。辽沈、平津期间，他干脆不治了，也没有时间治，更治不好，辽沈决战险呀！蒋介石的五大主力有两个在东北，统帅也都是抗战名将。那是生死关头，搞不好林彪的苦心经营就泡汤了！从1948年9月到1949年1月，在短短四个半月的时间里，林彪指挥打了两个大仗——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近百万。
随着战事的顺利发展，条件也愈加好起来了，林彪却软了下来。开始是长期失眠，发展到头痛，后来头痛越来越厉害，一痛起来，头直晃，只好用一条小毛巾捂着头使劲揉，揉一揉就好一些。那时常看到他一边走路，一边用手捂着小毛巾揉着头。我有时对他说，我给你揉一揉吧，他也不让。后来，又不知怎么搞的开始拉肚子，据说是在汉口吃了两个桃子吃的。从那时起，林彪对水果就很忌讳了。后来林彪病情加重，只好请示中央，决定离开前线，返回北京治疗。
林彪病重我改行
1953年春天，林彪病情出现反复，旧病没好，又添了新病，住在城里嫌吵闹。6月，搬到了颐和园里的翠云轩。这一年是林彪1938年3月负伤以后，病得最厉害的时候，主要是怕冷、怕热、头痛、腰痛、失眠。一天到晚静不下来，需要不断地活动，一到晚上更厉害。他不睡觉，内勤都不可以睡觉，每天照顾他最少要20个小时，几拨服务员都给弄垮了。他烦躁、折腾，服务人员也受不住了，主要是身体挺不住。
林彪病了，不能外出，不用车了，当司机的我也就基本失业了。一天，领导找我，说：“小胖，你别开车了，现在几个内勤累得实在不行，看来只好让你上了。”于是我就改行做了内勤。我那时候年轻，身体好，对林彪也有感情，做内勤尽心尽力，一天二十几个小时我都守着躺在床上的林彪。那时的林彪已病到极点了。他脸色惨白，瘦得皮包骨头，连说句话的劲都没有，一天到晚只能躺着，那个痛苦的样子，我看着也难受，他也特想动一动，可是不能坐也不能走，咋办呢？我抖他的手，抖他的胳膊，他就舒服些。因为怕光，他的房间里挂了三层窗帘，人一进，好像进了山洞，眼睛好一阵都适应不了。白天进去我都要打手电筒，他见了还嫌手电筒的光太强，我还要把手电筒用布蒙上。老不见阳光不通风的被褥又换得不勤，床铺就潮，我就弄了两套被褥，每天给他晒一套，后来又增加到三套，轮着晒，每天换。如果遇上阴天，就放在炉子上烤。这样一来，情况真不一样，他感觉舒服多了，对我说，小胖，还是你好，总能把被子弄干了。
最苦的就算是我
为了给林彪治病，除了常有专家会诊什么的，他身边还有一个医疗小组，北京医院的周院长，一个护士，还有就是我。我管生活，周院长负责检查，护士负责打针。最苦的就算我了。那时林彪吃饭、拉屎都在床上，怕的东西就更多了。不仅怕光，还怕水、怕风。为了这个风，我挨过他两次批。一次，他对我说，以后你离我远一点。我问，我怎么了？他说，你走得太快，你有风。后来，我又忘了这茬，他又说，你又走得这么急！再往后我就很注意了。当时，他的女儿豆豆正在上小学，来看他。由于当时总是在黑屋子里，见不到光，死静死静的，没有一点儿生气，小女儿要来，林彪当然很高兴，他拉着豆豆的手直喊：“豆豆，豆豆。”豆豆要给父亲跳个藏族舞蹈，因为怕风，豆豆只好隔着窗户，在门外为林彪表演了一回。
因为怕光，林彪的房间里面没有灯，只有个台灯是为了看体温表用的。灯上面盖了好几层布，只留一道缝。因为他怕冷又怕热，晚上睡觉要换三次被才能保持温度的平衡。开始睡时，只盖被罩；半夜时，要换毛巾被；早晨五六点，要换毛毯，换的时候相当麻烦，不能冻着他，先把要换的东西卷成卷，放在他的脖子下，然后，一点一点地往下撤盖在身上的东西，撤一点，放一点，直到撤下原来的，放完新换的。每晚他要解两次小便，一般是九点左右一次，凌晨一点左右一次，也是在床上，仍然不能冻着他。这样折腾一夜，我最多只能睡两三个小时，直到他早上吃完早饭，我才能再睡一会儿。不过，不到两个小时，他又有事儿来了。
用假温度计骗他
当时，据我跟医生接触，给他吃的药大都是稳定神经的，我也发现他神经兮兮的。他对自己的体温很在意，因为体温总是比常人要高一些，总是在三十七度以上。每次试表他都要问，一旦知道体温仍然未降，他就显得很不安。周院长给他解释，这不是毛病，也没用。
说起来也是一闪念，那天，我突然想了一个好办法，就找到周院长，周院长问什么办法？我说，他相信我，我就用两个表，一个表是假的，就定它个三十六度，另一个表是真的，在试表时，我一边看表一边把真表换成假表，不给他看真表，骗他。周院长说，这能行吗？我说，试试吧，他要求那么高，一定要把体温降到三十六度，谁也没这个本事，反正屋里面黑洞洞的，他自己也看不清。不久，我就试了一回。把表定在三十六度六，成功了，不过他有些纳闷，一个劲地问，怎么降得这么快？我一听，坏了，“降”得太快他受不了。第二天就把假表的温度改成了三十六度八。就这么一直骗了他一个多月，还真管用，他精神好多了。周院长也挺高兴，说，小胖，你真行。
他战胜不了自己的病
林彪那时还有一个毛病总也治不好，也挺让我发愁的，就是总要让人抖他的手、胳膊。有一次他难受得又让我抖他的手，抖了他的手，又抖胳膊，还不行，硬让我抖他的肩，我不敢，他还不高兴，逼得我又想了个办法，弄个车，颠他！他不是要震动吗？全身震不更好吗？现在有人说，是林彪让人开车颠他，那是后来，当时“颠车”是我先“发明”的，也是逼出来的。我先弄个中型卡车，在后面做了个帆布棚子，两边各有一个小窗户，屁股开两扇门，就像现在的大屁股北京吉普一样。秘书们看我一阵折腾，直问，小胖，你想干什么？我说，首长不是要震动吗？外边的路不平，开车颠他。秘书说，这能行吗？弄完了，我就去动员林彪，说出去颠颠，可能舒服些。他很听我的，最后让我说通了，说，好吧，就交给你了。
我让警卫员搬上去一把藤椅，让警卫员也弄个凳子上去坐，扶着林彪。安顿好了。我就开车从厢红旗一气跑到了香山，又开了回来。那时，从厢红旗到香山都是石子路，路面坑坑洼洼的，车在上面跑，就跟摇煤球似的。回来一问，林彪感觉不错。第二天又颠，每天颠一趟。一直颠了不少日子，他的精神真的好了不少，后来竟能够自己在院子里面慢慢转圈子。
依我看，林彪有一个战胜不了的“敌人”，就是他自己身上的病。对付战场上的敌人，林彪有的是办法，但对付自己身上的病，他一点招儿也没有。为治病，他去过苏联。国内国外那么多专家，都没有给他治好，最后，他只好自己给自己开处方。一本医书，他从东北带到关内，又从关内带到华中，最后从华中带回北京，都让他给翻烂了。他让警卫员给炼过丹，自己搜集过偏方。听说，在双城他吃了自己开的药，一下子休克了。我觉得林彪身体是有病的，有时还很重，也很怪。但他究竟得的是什么病，我说不上来。
选自《良友周报》2011.1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