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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太平洋战争爆发，因皖南事变而变得紧张的国共关系顿显改善趋势。毛泽东和蒋介石甚至都有直接会晤的设想，此时恰从苏联归来的林彪所担当的就是先行官的角色。
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突然回国
太平洋战争后的21天，在苏联疗伤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林彪突然回国。
林彪1941年10月离开莫斯科，也就是在苏德战争爆发4个月后开始归国旅程，途经乌兰巴托时，正值国民政府继英、美之后正式对日宣战，日军封锁了外蒙通往中国的口岸，几经交涉才允过境，到达迪化（即乌鲁木齐）时已是1942年1月了。
林彪早不回晚不回，恰选在如此重大历史转折时刻回国，这不能不引起蒋介石的注意。蒋对林彪是熟悉的，当年他是黄埔军校校长，林彪是黄埔四期生。抗战一周年时，林彪曾以抗大校长的名义领衔发来电报，“慰问坚苦卓绝的抗敌最高统帅蒋委员长”。
到达迪化时，林彪还专门通过新疆督办盛世才向蒋介石报到，蒋介石立刻意识到这其中必定有苏联的意图：苏方并不愿国共兵戎相见，而使日本乘机从东线向苏联发起进攻。基于这样的考虑，蒋介石对林彪回国有极大的兴趣，当即给迪化、兰州、西安等地党政军方面下令，林彪途经各地不得留难。蒋介石还指示戴笠：“通知甘肃省主席，以礼相待，按省长待遇迎接，护送到延安。”
毛泽东让林彪相机行事
林彪的归国确是正当其时，即英、美、苏三大国反法西斯力量空前团结。蒋介石意识到必须转变以前的思维，变反共为合共，以维护中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对于这一点，英、美大国有过明确的表示。罗斯福总统曾转告蒋介石：中国在三年之内不要发生内战。后又进一步表示：美国所给予的援华军火，不得用于反共。丘吉尔首相的态度也十分明朗，赞赏中国五年抗战“坚持统一战线”。西方大国的态度，使蒋介石在处理国共关系时不能漠然置之。
1942年1月5日，林彪到达兰州，甘肃省政府主席谷正伦亲自出面宴请。16日，林彪抵达西安，第八战区司令长官、黄埔一期生胡宗南也亲自宴请。原先的敌手，如今却笑容相迎，这一切多少使林彪觉得突如其来，他明白这些都是蒋介石的授意。当晚，林彪与延安联系，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此时，中共敌后根据地正面临空前困难，需要一个喘息的时机。毛泽东当即告诉林彪：“你要大谈国共合作和共同建国的必要性。蒋是向我们抛绣球，你要相机行事。”
毛泽东特意叮嘱林彪在西安安心住上一段时间，暂时不回延安，给蒋介石造成林彪所为与苏联指示有关而非秉承中共之命的感觉，如果林彪急匆匆回到延安，然后再到西安，那必将引起蒋的怀疑。
战争年代的林彪确实有着非同寻常的军事才能，苏静老将军是这样评价他的：“这个人打仗一个是巧，一个是细，而且很有创意。他能把千军万马摆得井井有条，用得得心应手，所以说林彪是中国近代的诸葛亮，很多军界人士都还是很佩服他。”他所指挥的平型关大捷，尽显其军事才华，更传斯大林欲以3个师与中共交换林彪。
和这样的共军将领接触，多少也使国民党的一些要员增加了神秘感，许多国民党党政军人物都主动与之套近乎，给予林彪少有的礼遇，单是欢迎的酒席都排到十天之后。林彪已成为缓和国共关系的“亲善大使”。
毛泽东对于林彪在兰州、西安等地的工作极为满意，在致周恩来的电报中说：“他在兰州、西安统战工作做得很好，与胡宗南诸人曾有深谈，据林说，国民党统战工作很可能开展，要我告诉你注意。”毛泽东这里既表扬林彪所做的统战工作，又对向国民党开展统战工作充满了信心，也含有再让林彪做国民党上层统战工作的意思。
林彪担当毛蒋会晤的先行官
1942年4月29日，日本占领缅甸腊戍，滇缅公路被切断。这条公路是英、美向中国输送军火物资的唯一动脉。陆路不行，只得空运，而空运又受数量的限制，更令人头疼的是，4月雨季导致高空气流的变化，飞机空运面临着诸多困难和危险。这时，外援运输走苏联的陆路是最安全、便捷的了，因此，必须改善与苏联的关系，而改善对苏关系，又必然牵涉到与中共保持友善。
蒋介石于7月21日和8月14日两次约见周恩来，对改善国共关系表示出善意。他指定张治中、刘斐同中共谈判，对国共友善更表现出少有的诚恳态度。他说：“目前战争正殷，敌人不会自撤，中国须自身弄好，则敌人不足惧，国内问题应好好解决。”为“好好解决”国内问题，蒋郑重地告诉周恩来，准备一周后去西安，想在那里同毛泽东见面，请周恩来电告延安。
毛泽东对此也表现出很大的热情，不巧的是毛此时正身患感冒，所以只得给周恩来发去电报：“我现患感冒不能启程，拟派林彪同志赴西安见蒋，请征蒋同意。”
就在周恩来去电兰州蒋介石的第二天，也就是8月19日凌晨，毛泽东又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再谈见蒋之事：“依目前局势我似应见蒋，我感冒已十日，过几天要动也可以动，惟既已电兰请示，已不好变更，或俟蒋复电后再说。”
在没有明悉国民党底细的前提下，周恩来不赞成毛泽东急急见蒋，只得又给毛泽东去电，建议“最好林或朱先打开谈判之门，如蒋约林或朱随其来渝，亦可答应，以便打开局面，转换空气；一俟具体谈判有眉目，你再来渝，便可见渠”。
中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周恩来的建议，决定派林彪先去西安见蒋介石，根据具体情况再确定毛泽东是否见蒋。8月29日，毛泽东给周恩来发去电报，再提见蒋的意见：
蒋到西安时，决定先派林见蒋，然后我去见他。依目前国际国内大局，我去见蒋有益无害，俟林见蒋后即确定我去时间。
9月3日，毛泽东再次给周恩来发去电报
目前不在直接利益我方所得大小，而在乘此国际局势有利机会及蒋约见机会，我去见蒋，将国共根本关系加以改善。这种改善如果做到，即是极大利益，哪怕具体问题一个也不能解决也是值得的。蒋如约我到重庆参加十月参政会，我们应准备答应他。蒋在兰州顿了半个月，这几天可能即在西安，林彪准备在蒋电约后即动身去，我则在林去后再定去西安的日期。
林彪因其堂兄亦即引路人林育英（即张浩，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病危，早于2月12日回到延安。根据中央政治局的决定，他又得踏上新的行程。9月17日到达西安时，蒋介石因急事返渝未遇，行前让胡宗南捎话，到重庆再面谈。毛泽东给林彪发来电报，嘱咐林彪在西安与国民党各方接洽，关系疏通后再去重庆。毛泽东还告知林彪：“目前任务是促成谈判，促成具体解决问题，故应避免一切枝节问题，极力表示好意。”
蒋介石询问林彪毛先生有何意见
林彪遵照毛泽东的指示，在西安逗留1个月的时间内，先后与李宗仁、胡宗南、范汉杰、谷正鼎等洽谈。10月7日，林彪到达重庆，4天后，蒋介石通知林彪将在13日与之会见。算来这是蒋介石第二次单独接见林彪。第一次是平型关大捷后，蒋介石在洛阳的一次军事会议上单独召见林彪，夸奖林彪是个将才、帅才。
蒋介石问道：“你这次来重庆，毛润之先生有何意见向我转告？”林彪回答：“我未动身以前，延安方面接得校长电报，大抵系根本问题──如中共对于抗战建国之观察，与国内统一团结问题，以及对于委座之期望等。”林彪向蒋转告毛泽东愿意会晤的意见，希望国共两党今后“应彼此接近，彼此相同，彼此打成一片”，这已是“中共普遍成熟之思想，见之于中共“七七”宣言，且已成为政治上全党所一致遵从之行动，谁也不能动摇”。
林彪见蒋介石不言不语，不时颔首，话锋一转说：“我们认为，尚有一种思想影响抗战，这就是有一部分人总是希望挑起内战，如果真发生这种惨剧，抗战建国必前功尽弃。委座高瞻远瞩，当然早看到此之危险，并尽力抑制其蔓延。中国不可内战。”蒋介石听到这里，已面露不悦，不太耐烦，打断了林彪的谈话：“你离开重庆之前，我再定个时间和你谈话。”
林见蒋不多日，毛泽东便致电询问林彪：“你第一次见蒋时，是否谈到了我见蒋的问题？如未谈到，第二次见蒋请提出，征询他关于见面的时间、地点等。”后来，毛泽东又致电周恩来，确定了林彪重庆之行的方针：“重在缓和关系，重开谈判之门，一切不宜在目前提的问题均不提。”
蒋介石于12月16日再次召见林彪，表示国民党是有诚意的，而不是政治手段，希望能真团结，大家在政令下工作，等等。林彪仍然转达了毛泽东与蒋见面的要求，接着便向蒋请求实行“三停三发两编”，即停止全国军事进攻、停止全国政治压迫、停止对《新华日报》的压迫，释放新四军被俘人员、发饷、发弹和允许中共军队编两个集团军。
毛泽东对林彪的重庆之行颇有期待，他告诉彭德怀：“国共关系好转，边区可能合法化。”1942年11月29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国民党十中全会问题的指示》，认为时局已经开始好转，“最近十月间，我们派了林彪同志去重庆，十一月他们派了郑延卓来延安。十中全会的这一决议，对于从1939年到现在四个年头的国共不良关系，做了一个总结，是对我们今年“七七”宣言的回答，开辟了今后国共两党继续合作及具体地谈判与解决过去存在着的两党争论问题的途径。”
选自《钟山风雨》201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