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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4月15日，父亲(胡耀邦)在京逝世。
家祭之后，母亲和我们商量，看父亲的骨灰放在哪儿好。
我们都说：“妈妈，听你的。你说放哪儿，就放哪儿，”
母亲想了想，说：“你们的父亲偶尔和我淡到百年后事时说过，‘我死了，不想去八宝山。’我一直记着他这话。但是到哪儿去呢?有几个地方可以去：一是去湖南老家，但他很小就离开那儿了，没有多少实际意义；二是他在延安的时间较长，可是延安太远；三是江西，那是他少年参加革命，遭受极左路线迫害的地方，也是他当团中央书记时组织四省(江西、湖南、福建、广东)百县绿化造林，支持共青人垦荒、开创事业的地方，而且他与共青人的感情很深。用共青人的一块土地，他们是会愿意的。我看就定在江西共青城吧。现在国家还困难，他去了，找个山头挖个坑，简单从事，不要浪费国家钱财。”
除了我对去共青城略有异议外，全家人都表示赞同。我主要是觉得那里离北京太远，去看父亲一趟不容易。但后来看到共青城的同志们那么热情，我也就没有什么异议了。
不久，我和大哥德平在中央办公厅副主任杨德中、中央警卫局副局长康海群、江西省委第一书记毛致用、副书记蒋祝平等领导的陪同下，一起去共青城为父亲选择墓址。
来到共青城，忠厚的共青人首先带我们去的是他们最好的地方——七墩林，这是共青城内一座小小的公园，满山杉林葱郁如漫，珍珠湖碧水环绕，登山望去，共青城尽收眼底、共青垦殖场的场部就在七墩林的对面，场领导们说，他们希望父亲在这里安息。好一出门就能看到他。
但是我和大哥都认为，公园原本是人们放松身心，休闲寻趣的去处，在这种地方拱起一座墓地。也会让人感到沉重。父亲生前最害怕侵占群众利益，死后怎么能与群众争地呢?另外。在这里安葬，必然要伐去林子里的一些树木，这有悖于父亲一生大力号召绿化祖国的努力。
我和大哥提出，决不能因父亲的墓地而改变共青城的整体规划，七墩林还是留给人们做公园，墓地以离开中心区为好。
于是，我们一行人向鄱阳湖边寻觅。
那天细雨蒙蒙，我们一路都走在如泣如诉的春雨里，而且越往湖边走雨下的越大。可是当我们走到离湖边不远的一个小山包时，天空突然放晴。一同来的共青人说，这是整个共青城的制高点，建议将父亲安葬在这里。可我觉得这里过于荒凉了，这座光秃秃的红土小山包上，几乎连荒草都没有，只有山顶正中孤零零地斜长着一棵矮小的马尾松。虽说是几十里的制高点，可山小坡缓，完全看不出一点“制高”的气势。可能是因为没有植被，甚至显得比周围的山丘还要低矮。我实在不愿意把父亲一个人留在这人烟稀少、草木荒疏的秃山上，就要求继续转转。
可是一离开这个小山包，雨就追着我们下，我们在雨中连看了两三处，都不满意。不一会儿，雨竟下得瓢泼似的，只好往回返。奇怪的是我们的车刚开回到这个被称作制高点的小山包附近，雨声竟戛然而止，一时间出入意料地没掉一滴。
我们随即下了车，雨还是没下。在场的人都惊诧不已。我们又回到那个小山包上，走走停停，看着，说着。大哥慢慢走过来，轻轻地对我说：“妹妹，看来爸爸是愿意住在这儿了。”
“我也有这个感觉。”我回答说。大哥转身征求其他人的意见。大家都表示赞同，异口同声地说：“还是这里好!”共青城的领导们细心地告诉我们，这座山包的标高为396米，是共青城的制高点。东面是浩渺的中国第一大淡水湖一鄱阳湖，西边三面是丘陵，地形地势都不错。他们还说，荒凉不要紧，我们可以建设。墓址就这样暂定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