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六个民族是怎么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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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56个民族结论从何而来?或许始自62年前一个女孩的赴京之路——1950年9月29日,来自湖南永顺的山村教师田心桃,成为政务院总理周恩来的座上宾。田赴京,是作为苗族代表参加国庆一周年观礼。但田心桃向周恩来等提出。自己并非苗族,而是土家族儿女。
  当时,土家族之名并不为人所识。意外浮出水面的土家族,牵连一个问题,即中国共有多少民族?
  这是新中国亟望解决的命题。唯有确定民族数量,才能推行民族区域自治。1953年始,新中国政府派出大规模考察团。分赴各地开展民族识别工作……
  自报民族名称逾400种
  中国少数民族究竟有多少?要回答这一问题却并不容易。近代之前,“民族”一词在古汉语中并未出现,仅有称“民”或“族”者见于史籍,“民族”一词及其观念为西方传人,最先引用的梁启超拿来宣扬西方民族主义思想,启示国人。
  民族观念虽兴起子西方,但在西方民族学发展史上,民族概念亦多有不同。马列主义的“民族”概念。经列宁、斯大林等人阐发,最终由斯大林定义为:“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
  与西方大多由单一民族构成的民族国家不同,中国自古以来民族混居杂处,难以细分。辛亥革命后。虽有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但中国并不仅止五个民族,后虽有修正,却终未有确数。且由于历史的原因,中共早期亦对民族数量不甚明了。1939年,毛泽东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中认为中国可能有数十种少数民族,但提到名称的不过9种。
  有鉴于此,1953年大陆第一次人口普查,要求按“名从主人”原则,让各民族自报族称。令人始料未及的是,全国自报登记下来的民族名称逾400种,仅云南一地便有260多种民族名称。
  舍弃斯大林的民族定义标准
  从政治角度考量,庞大的民族数量。将令民族自治区域难于划分管理。此外,各民族人口多寡又涉及到少数民族代表名额问题。按规定,少数民族代表需以人口比例分配,若人口数量不足,则至少分配一个代表。比如,壮族有1000多万人,按人口比例可选出10个代表,而赫哲族虽仅300多人,依旧要有1个代表的资格。比例不同。会在各民族间一些待遇上产生不平等。
  故而。甄别上报的400多个民族,判断其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是单一少数民族还是较大少数民族中的一支,这成了1953年后民族工作的首要任务。
  中国情况与苏联迥异,诸多民族并不符合斯大林定义,如回族,依宗教传统而联结,却并不共同居住地域,依所在地区,可分为汉回、藏回、蒙回等群体,但其民族认同却格外强烈。
  为此,1953年毛泽东表态,不必学苏联区分部落、部族、民族等,一律以民族对待。
  此项工作前人从无涉及,其间争议非难极多,不但涉及学术问题。更直接触碰政治问题。尤其是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四条标准,虽有毛泽东灵活掌握的暗示,但特殊时代,无人敢公开认为此定义并不适于中国实际。1960年代中苏关系恶化后,对斯大林民族标准的质疑才公开出现。
  除民族认定与归并,族名的改称也是重要工作。周恩来曾亲自为壮、彝、瑶等三族更改族称。新中国成立前,壮族原名僮族,僮是书童之意,彝族原叫做夷族,瑶族早先则被称为徭族。三个民族称呼中皆有贬义,故周恩来倡议改僮、夷、徭三字为壮、彝、瑶,取美好象征之意。除此之外,佤族、布朗族、鄂温克等族亦是改称。
  造字与书史
  上世纪50年代的民族识别大抵结束于1956年,民族调查继之而起,内容涵括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社会形态以及语言文字。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则由彭真领导。两者各自开展工作。
  当时,中国尚有许多少数民族有语言而无文字。1951年,中共中央提出“帮助尚无文字的民族创立文字,帮助文字不完备的民族逐渐充实文字”。1956年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所成立,所长包尔汉。
  为少数民族创制文字借鉴的是苏联经验。1956年2月,中央民族学院举办了400多人的语言调查训练班,抽调毕业生和少数民族干部培训,后分赴各地调查。他们共研究了42个民族50多种语言,帮助有语言无文字的壮族、布依族、黎族、侗族、苗族、彝族等少数民族创制了以拉丁字母为基础的文字,同时改进与改革了拉枯文、景颇文、蒙古文、维吾尔文和哈萨克文等多种文字。
  彭真领导的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同时进行。主要任务有二:按马克思主义原理为各少数民族划分社会形态;整理少数民族历史文献。从1964年起,陆续为每个民族出版了简史、简志。
  某种程度上,这一大规模造字与书史的活动,奠定了今日中国各少数民族的民族与文化认同。
  止于56个民族
  “文革”中断了大陆的民族识别工作。1981年十一届六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着手解决50年代民族识别的遗留问题。
  当时,全国要求恢复、更改民族成分的人口达500万之多。若再进行大规模民族单立。影响过巨,将打破现有民族格局。故当时倾向于对民族成分进行更改。
  因此,除1979年基诺族被新确认为单一少数民族外。从1978年至]990年十余年间,未再新立民族。但涉及到数百万人族属的归并工作,却如火如荼。其中,贵州归并整合“穿青人”等23个待识别少数民族;湖南将“哇乡人”、“本地人”、“梧州瑶人”等归人汉族;广西将10万待识别民族人口分别归并至壮、瑶、苗、彝等10个少数民族;云南的“苦聪人”划人拉祜族,“摩梭人”划人纳西族;新疆的“图瓦人”则仍被认为是蒙古族的一支。
  民族归并保持了现有民族格局。但也带来了新问题:1980年代民族成分更改开始后,许多原被划为汉族、苗族的人口纷纷改为土家族。由是,土家族人口从1957年的50余万飙升至2000年的802万,人口在各少数民族中居第六位。
  人口膨胀大幅提升了土家族的政治地位。除民族代表增加,行政区划地位也向上晋级,甚至有代表提出成立自治区。这令中央始料未及。鉴于此。国务院叫停了民族识别工作。
  其后,根据1990年第四次人口普查结果,中国正式确认56个民族,55个少数民族,少数民族总人口为9120多万,占全国总人口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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