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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1月8日早晨,天低云暗,朔风紧吹,呵气成霜,天气分外的冷。本是每天早晨8点钟开早会,但在7点40分,医疗组全体人员已集合在客厅,吴阶平主持交班会,在医院里人们常称此为“早会”。值夜班的医生护士详细地向大家报告了周总理夜间的病情、治疗、睡眠状况、醒来次数、有何不适以及大小便等情况。由于周总理的病情已经进入最后关头,每个人都更加细心、紧张。因此除了早会,大家一天要碰头多次,只要发现一点儿新情况随时讨论,提出治疗意见与需要注意事项等。8日早会的时间不长即告散会,值夜班的人各自回房间休息去了。
早会后,我走进病室在心电示波仪旁看了一会儿,没有发现异常变化,我到总理床边,他仍安静地仰卧在床上,眼睛闭着,脸色灰暗,口唇有点青紫,呼吸轻而快,每分钟30多次,我测他的脉搏,脉搏细弱无力。我觉得情况不太好,立即拿血压表测血压,为90/50毫米汞柱左右。我当即将情况报告了心脏病专家陶寿琪、麻醉科专家尚德延。
两位专家已注意到病情变化,陶寿琪在量完血压后正跟护士交代向输液瓶里加新的药品;尚德延主任吩咐:立刻请北医的谢荣教授到病房来!紧接着吴阶平等所有医护人员迅速赶到了周总理的身边。就这样,抢救周总理生命的紧张工作进入最后阶段。
谢荣教授来到周总理床旁,看到总理的病况,听我们简要地介绍了几句,他立刻提出要给总理做气管内插管,并要我向总理报告。当时我想,总理已处在垂危中,他已耗尽了最后一丝精力,哪里还有力气向我们表示同意或是反对呢?
我心里在这么想,但还是按谢荣教授的要求去做。我弯下身子,嘴贴近总理右侧耳朵提高了嗓音说:“总理,您的气管被黏稠的痰堵住了,阻碍呼吸.氧气进不去,很危险。谢荣主任要求马上给您从鼻孔插一根橡皮管进去,把黏痰吸出来,再大量输入氧气,就好了。您同意吗?您如果同意,请您点点头,或者睁一下眼睛。”我说着话,顾不上周围人们的情绪与目光,想必满屋子的人跟我一样在屏息静气,凝神注视着周总理的反应。
我的想法错了,周总理就是与众不同,奇迹出现了,他真的被我叫醒了,他不但睁开了眼睛,还微微地点了一下头,表示同意。
谢荣教授立即将早就拿在手里的橡皮管迅速准确地插进了周总理的右鼻孔,开动吸引器马达吸痰,只听得橡皮管里的咝咝声,未见到吸出多少痰液。谢荣果断地改用稍粗一点的管子插入气管,又吸了些痰出来后就用手不停地、使劲地捏一个大黑皮球,进行加压吸氧,并进行体外心脏按摩,抢救生命垂危中的周总理。
时至今日,我仍认为周总理医疗组专家乃是中国医务界的精英,他们采用了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医疗手段。医疗组长吴阶平观察全面情况、指挥抢救工作协调进行,谢荣和尚德延注意呼吸管理,陶寿琪与黄宛等心脏病专家根据临床情况、心电图变化、心脏按摩等因素确定急救药品的使用。他们不时悄声地商量治疗措施,加压吸氧,体外心脏按摩持续地进行着,输液瓶里加进了新的急救药品⋯⋯在采用了这些最有力的抢救措施后,仍看不到病情有所转变。真的已经到了药石不医、难以回天的地步了吗?专家们一个个双眉紧锁、神情紧张,看来情况不妙。
我一直握住周总理的右手,他的脉搏愈来愈细弱,渐渐地摸不到了,脉搏停止了跳动,手臂皮肤慢慢变凉下来,汗也少了,脸色忽然发乌,只见心电图示波仪上亦发生了明显而危险的变化,开始心跳不规律,波幅变小,渐渐地画成一条直线,停止了跳动⋯⋯
突然间,有人大声喊:“总理!总理啊!总理!”
周总理没有反应,心电图上画直线后抢救工作又进行了十多分钟。至此,吴阶平看了下手表,同几位专家交换了一下意见后宣布:抢救工作可以停止了,把那些东西(身上的输液管、各种引流管与排泄管、心电图电极板等)都撤掉，并嘱咐护士把总理脸上擦干净,整理好床铺,用新床单将总理全身覆盖起来⋯⋯
还没有等到吴阶平说完话,大家似乎感到长久以来压在心头的悲痛一下子爆发了出来,整个房间里哭喊声,捶胸顿足,呼天抢地,其情真切可震撼日月。
选自《实话实说西花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