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孩子是“活玩具”
从1952年邓小平到北京工作起，邓家就是一个大家庭。除了自己家的5个孩子外，邓小平和卓琳还把邓小平两个妹妹的孩子、卓琳姐姐的孩子、老战友的孩子接到家中抚养。邓林说：“毛毛、飞飞长大了，就再去‘抓一个小不点的娃娃来，亲戚家的孩子一个挨一个地接到我们家来抚养，长大了，再换一个。爸爸说是‘活玩具！’我们全家都爱。”
邓榕说：“我们这个家，很少有个安静的时候，吵吵嚷嚷，热热闹闹的，父亲这样一个严肃严谨的人，怎么会带出这样性格与他截然不同的一家人来啊。其实，这样一个‘没教养’的家庭气氛的形成，责任还是在父母。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字‘纵容’。都说父亲为人严厉吧，连他的老部下都‘怕’他，可跟我们这些孩子在一起，他就没辙了。从在江西时期开始，我们都亲昵地叫父亲‘老爷子’。我们说：‘老爷子，看，我们多热闹，跟我们一起聊聊天嘛。’他说：‘哪有那么多说的。’不过，闹归闹，对于父亲，我们其实是敬重有加的，在他认真的时候，我们都会百分之百地绝对服从，没有一个人敢‘刺儿’的。”
邓楠说：“父亲是一个说话很少的人，他平常也不太跟我们聊天的。在家里说话的时候，我们说九句话，大概他能说一句话。但是我们可以随便说，我们这个家比较民主，什么话都可以说，不是那种死死板板的家庭，就是说比较开放。父亲他不会跟我们说什么，但是我们可以随便说。平常人们的反映呀，社会上的各种现象或者情况，我们都随便说，他只是听。从我们这里他应该也可以了解一些信息。父亲对我们的教育从来不是说教式的，他都是言传身教。他不会去给你讲道理，说你应该怎么样，他从来不这样。除非我们说的话太出格了，然后他最多就说一句：‘胡说八道！’算是把我们骂了。”
饭桌上的民主讨论
邓小平曾经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大发明。在家里，他也是如此。他在家里说话不多，不当裁判，不断是非。孩子们吵架，他说：“到外边吵去。”他认为，“早晚都会过去。”在孩子们的眼中，父亲既随和亲切，又有威严。
邓小平吃饭时喜欢热闹。饭桌上少了几个人，他都会说：“哎呀！今天怎么这么冷冷清清呢！”看不见哪个孙子，他就会问：“到哪里去啦？”邓林说：“我们是个大家庭，十几口人，还不算亲戚，每天晚饭可热闹了，饭桌是我们全家聚会的地方，也可以说是我们家的‘信息交流中心’。十几个人，每人关心一摊事，从国家大事，到马路新闻，大家七嘴八舌，海阔天空，热闹非凡。讲文学，爸爸主张背。我们在饭桌上背《岳阳楼记》，背《木兰辞》，背昆明大观楼的长联……大家抢着背，看谁背得多，大人、孩子一起争，你说这句，我说那句，气氛非常感染人。讲历史，孩子们便讨论孔明如何，曹操如何。讲文化，我们也谈谈歌剧、芭蕾舞、交响乐，说说哪个画家，哪个流派、风格……文化的题目、历史的人物、事件，对现实生活中各种事物的分析，或褒或贬，纷纷攘攘……宽阔的视野，民主的气氛──这一切，成为我们家一道独特的‘风景线’，不仅对孙子辈整体的思维、文化水平的提高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就是对我们子女这一辈也是受益终生。我们都很珍惜这种团聚的时刻，我们都爱我们的家庭饭桌。爸爸在饭桌上很少发言，但是这种轻松、活泼、融洽的气氛他喜欢。”
邓小平唯一的“特权”
在家人眼里，邓小平是一位好爸爸、好爷爷、好丈夫、好儿子，是一位生活在他们中间，有血有肉、感情深挚、充满旺盛生命力的人。
邓朴方说：“他沉默，这大家都知道，不怎么说话，耳朵有点聋，好像别人说话他也没什么反应。但是他表达感情的方式，特别细腻，不是那种很夸张的，动作很大的。我这次翻画册，又看到老爷子嗑瓜子的照片，多生动啊，一盘瓜子两杯黄酒。桌上那桌菜是大家共同吃的，这一盘瓜子，那就是他的财产，给这个点儿，给那个点儿，经常还给我一点儿：‘胖子，你拿几个瓜子。’我们对面坐着，嗑几颗瓜子，他有时候一两句话，有时候就看你一眼。别看他不说，但是心里什么都有数。”
邓榕说：“饭后给他削一盘水果，他吃两口，然后就往这边一推，说大家吃。给孙子、孙女和身边的工作人员，那就是他可支配的资源。你如果特高兴地吃了，他就感觉很满足，美滋滋的。”
外出时，邓小平会尽量带上全家人，他说“我就这么点特殊”。有时，他有意识把一些外出活动留在寒暑假，以便带上家人，带上孩子们，让他们多见见世面。1992年邓小平在广东视察期间，当地负责人要单独宴请他，他则坚持要同家人一起吃饭。
选自《党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