杀害小萝卜头的刽子手为何能安度晚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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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些杀害革命志士的刽子手,从感情上讲,大家都不想让他们得到好下场。但是,在河南的农村,却有这么一个老人,名叫杨钦典,他在新中国诞生前夕,奉命参与了暗杀爱国将领杨虎城及夫人、随从的罪恶行动。并用双手卡住年仅8岁的小萝卜头的脖子,与另一个特务合力杀害了这个幼小可爱的生命。然而,就是这么一个对人民犯下大罪的国民党特务,却没有受到应有的惩处,而是在2007年以近90岁的高龄平静地老死家中,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奉命刺杀“小萝卜头”

  

  杨钦典1918年出生于一个世代务农的贫苦家庭。1940年,粗通文墨的杨钦典考入胡宗南办的西安军校七分校教导团。1945年,杨钦典被派到歌乐山集中营内担任白公馆看守班班长,负责看守关押在白公馆内的重要“政治犯”。

  与渣滓洞合称为歌乐山集中营“两大人间地狱”之一的白公馆,因关押政治犯和滥施酷刑而臭名远扬。在此,杨钦典接触到了被关押在这里的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东北军军长黄显声,杨虎城将军的秘书宋绮云,《挺进报》特支书记陈然等“政治犯”。宋绮云、许晓轩等都是善于从内部攻破敌人心理防线的高手。他们发现杨钦典出身贫苦,当兵的初衷只是为了混口饱饭,所以,就找机会“感化”他。陈然、王朴、罗广斌、周从化等30名共产党员和“民革”干部被关押到白公馆后,也全力教化杨钦典。到白公馆不足两年,他的思想就有所转化,开始在他的职权范围内为“政治犯”传递口信、交换书报,还延长放风时间。

  1949年4月,解放军横渡长江,占领南京。眼看大势已去,蒋介石指示毛人凤把重庆集中营的“政治犯”杀掉一批。1949年8月27日,白公馆特务头子陆景清叫来特务杨进兴、安文芳和杨钦典,密令他们杀害杨虎城及其一双子女,还有杨虎城的秘书、中共地下党员宋绮云及其妻子徐林侠、小儿子宋振中(即“小萝卜头”)。陆景清怕人手不够,后来又加上了特务王少山和熊祥。

  1949年9月6日晚上11时多,在贵阳息烽监狱被囚禁了近八年的杨虎城及其一双子女,还有随后从重庆被转押到贵州的宋绮云夫妇及“小萝卜头”一行到达重庆。刚刚进入“戴公祠”,王少山就从门后冲出,迅速将匕首捅进了杨虎城的儿子杨拯中的腰间。杨拯中惨叫一声,倒在地上。杨虎城回头看时,熊祥的匕首也捅进了他的腰部。随后,宋绮云及妻子徐林侠也被杀害。

  在徐林侠倒在血泊中的一瞬间,她还央求特务们放过“小萝卜头”和杨拯贵两个孩子。然而特务们哪敢违抗“上峰”“斩草除根”的旨意。事先受命刺杀“小萝卜头”和杨拯贵的杨钦典和安文芳,还是分别扑向了正想去靠近亲人的“小萝卜头”宋振中和杨虎城将军的女儿杨拯贵。

  据重庆有关方面保存的一份《审讯笔录》记载,1977年3月27日下午,杨钦典是这样交代其参与杀害宋振中的经过的:

  我们在外面那间屋子藏着,等宋绮云和他儿子“小萝卜头”走进里面的那间屋子,我一下子冲进去,上去就用手卡住“小萝卜头”的脖子,按在地上时他还没有咽气,一直在呻吟。杨进兴杀死宋绮云以后,走过来就用刺刀往他的脊梁骨处刺去,“小萝卜头”才死了。

  

  关键时刻开牢门

  

  上述《审讯笔录》还记载:杨钦典在1949年“11·27大屠杀”时,主动放出罗广斌(《红岩》作者)等十余名进步人士。

  从杀害“小萝卜头”的刽子手到“主动放出”罗广斌等19名“政治犯”的“义士”,这由“鬼”到“人”、由“黑”到“红”的巨变,到底是如何在杨钦典身上发生的呢?

  据杨钦典生前回忆,奉命杀害“小萝卜头”后,已经受到过狱中的共产党人及进步人士关于革命形势和我党政策教育的杨钦典,一直沉浸在一种深深的罪恶感和自责当中。眼看国民党的部队节节败退,蒋家王朝将土崩瓦解,杨钦典内心深处也一日比一日惶恐不安。

  1949年10月的一天,杨钦典巡逻到白公馆一牢房门口,罗广斌喊住了他,说:“老杨,你知道吗?新中国成立啦!”杨钦典一惊,四处看了看,小声说:“别乱说。”罗广斌告诫杨钦典道:“老杨,听我一句话,国民党要完蛋了,别给他们卖命了!”新中国刚刚成立的那些天,狱中的许多志士都告诉杨钦典:无论如何,都要给自己留条后路。

  罗广斌和众人的劝说,让杨钦典想到了家中的妻儿老小,同时,他也想到黄显声军长对他类似的规劝。

  1949年11月27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一个多月后,大溃败中的国民党反动派丧心病狂,实施了震惊中外的歌乐山集中营“11·27大屠杀”。大屠杀时,正赶上杨钦典值班。当时白公馆共关押着40多名政治犯,分由国民党保密局司法处和西南长官公署二处管理。屠杀时也由他们分别执行。到了晚上10点多,仅仅剩下19人来不及屠杀。杨进兴带领一帮看守逃命去了。杨钦典也惶恐不安,他自知双手沾染的鲜血很难洗清,尤其是一想起“小萝卜头”惨死的样子,他就心惊胆战。“不如把关在白公馆的人放了,等共产党打进城得了天下,我可将功折罪,说不定还是条活路。”杨钦典想。

  带着这个想法,杨钦典又一次巡视到牢房门口,罗广斌急忙招手唤他过来说:“老杨,要赶紧拿定主意,想办法把我们放出去。重庆眼看着就要解放了,错过了这个机会,到时候你想立功赎罪也晚了!”

  杨钦典返身到楼上提了一把锤子,很快回到罗广斌所在的囚室,叮嘱罗广斌:“你把钥匙和锤子拿好,等一会儿打开房门后就把它扔到下水道里。不过这会儿先不要走,外边还有人,过一会儿,只要听到我在楼上跺三脚,你们就赶紧出门往后山跑。”杨钦典放走罗广斌等一批人后,又恐怕把守白公馆的其他军警发现后追赶他们,便在出门望风的时候,“顺便”告诉那些警卫:“共军进城了。”那些家伙一听,连忙撤离,自顾逃命去了。

  1949年11月30日下午,解放大军攻进山城重庆,重庆宣告解放。第二天,在罗广斌的带领下,杨钦典到重庆市公安局登记自首。罗广斌等人为杨钦典作证,说他在关键时刻有立功表现,请求给予其宽大处理。政府不仅没有追究他过去的罪责,还准备把他安排在重庆市公安局工作。此时,河南郾城老家来信催杨钦典回家,杨钦典也想家,政府根据他的意愿,给他发了路费,让他平安地离开了重庆。

  

  二度立功过余生

  

  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当年7月的一天,重庆市的公安人员来到郾城周庄,当场宣布“逮捕国民党特务杨钦典”,在他家里搜查潜伏令、委任状、电台之类的东西,但什么也没搜出来。随后,杨钦典被押解回重庆,判处有期徒刑20年,关押在四川省第一看守所。

  杨钦典在重庆服刑时,当年被他放出来的那19个人也全部被隔离审查。有人说:“当时大多数人都被杀掉了,为什么这19个人能侥幸地从监狱里逃出来?”所以,一些造反派便逼迫杨钦典承认罗广斌这19个人不是他放出来的,全是国民党安排潜伏在大陆的特务,但杨钦典一直不说违心话,坚持事实:“他们就是我放出来的!”由于杨钦典坚持不说假话,在关键时刻第二次救了这19名同志。

  “文革”结束后,杨钦典的家人先后向重庆市有关部门寄出了八封申诉信。同时,那些被杨钦典救过的已经被平反的19名同志也到处为杨钦典奔走呼号,证明“老杨”无罪,要求政府尽快释放“老杨”。

  1982年,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特依法判决撤销原判决,对杨钦典不予追究。

  2007年11月17日,杨钦典走完了他不平凡的一生,病逝于老家周庄,享年89岁。

  选自《扬子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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