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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文盲“宰相”
1975年1月，陈永贵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
说陈永贵是个半文盲，是指他识字很少。1964年3月29日，中共山西省委第一书记陶鲁茄在河北邯郸向毛泽东汇报大寨情况时，毛泽东问：“陈永贵识不识字呀?”陶鲁茄说：“不识字，这些年扫盲，还能看报纸，是个‘大老粗’。”陈永贵从小穷，没有上学读书的机会。对他来说，握笔远不如握锄头轻松。他勉强能看报，不少字不认得，能知道大概意思，能写二百来字的信。一般的信都是由他口授，秘书记下来，或由秘书按他的意思写。他会写的汉字，不超过四五百个，认得但不会写的也不超过1000个。
国务院副总理是一个实职，不是摆样子的。陈永贵分管全国的农业，天天要看文件，作指示，还要经常作报告。他每天要批阅的材料很多，这些材料都由他从昔阳县带到北京的秘书先看，然后挑重要的向他说说，或把最重要的地方标出来给他看。他同意的，就在材料上画个圈，或写个“同意”。好多事，他弄不懂，但画圈却很快。这是怎么回事呢?他的亲密战友张怀英曾问过他：“你怎么画圈这么快?”他说，他看华国锋、李先念都画了圈，他也就画圈。他信得过他们。
他口才很好，讲话有点辩证法，经常有从实际生活里总结出来的新见解，敢讲一些别人不敢讲的大实话，语言生动、通俗、幽默。只要是讲农村生产工作的，在内部作报告，他从不用讲稿。到正规的公开大会上作报告，他可苦了。他怕讲走火，就让秘书先按他的意思写出来，由他到会上去念。昔阳县专门为他印了一种稿纸，一个格子抵得上普通稿纸的4个格子大，行与行之间也空得宽，一页只有100个字左右。秘书把他的讲稿用正楷字抄在这种稿纸上，他不认得的字，要在空行里注上他认得的同音字。只有这样，他才能念得下来。他对念这种讲稿头痛得很，觉得是活受罪。
不拿工资的国家副总理
陈永贵当上副总理后，没迁户口，不拿工资，仍然保持着农民身份。他身上仍然穿着对襟扣的中式农民装，头上仍然包着一条白毛巾。他从不穿皮鞋、凉鞋，只穿自己妻子做的布鞋。只要回到大寨，他还和社员一起下地劳动。
陈永贵不拿国家工资，起初山西省每月补贴给他60元生活费，后来涨到100元，在北京每天由国家再给他1.20元的伙食补助。到了年底，大寨给他记一个中等男劳动力一年的平均工分(实际上他也仍然在领导着大寨)。分配时，社员一个劳动日分多少钱，他也分多少钱。他的伙食比不上当时江浙一带中等农民的水平。当了副总理，要见外宾，要视察工作，他不能在脖子上再挂个旱烟袋，改成了吸香烟。
陈永贵不当副总理以后，在中央的安排下，把他和家属的户口转到北京。他被安排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成了国家正式职工，据说每月工资150元，同时补助50元保姆费。他工资低，物价又年年涨，后来国家给他免了房租、水电费。他很自觉，不轻易坐国家给他保留的专用小汽车。他妻子是农村妇女，没有工作，厨师撤走了，由她做饭。
从最高层到最低层都拥有官职
陈永贵是世界上绝无仅有的特殊官员。他是党和国家领导人，又是山西省革命委员会副主任，同时还是中共晋中地委书记、中共昔阳县县委书记、大寨党支部委员。郭凤莲接替他当了大寨党支部书记后，大寨的重要事情还是要请示他。他同时兼一品官、三品官、五品官、七品官，还是村里没有“品”的小官。山西省的日常工作，他不怎么管。晋中地委他是一把手，他安排自己信得过的人去当第一副书记；昔阳县他是一把手，他也是安排一个副书记替他管日常工作。
到了这个份上，谁是上级，谁是下级呢?谁再敢管大寨的事?所以后来，山西省、晋中地区向大寨发奖旗，不写“奖给”，而写“赠给”，以表示发奖者的谦虚态度。
他也要争自由
陈永贵到北京后，开始住在钓鱼台。他从昔阳带来一名秘书、一名警卫员，三个人住在一幢空荡荡的大房子里，老婆、孩子都不在。除了中央叫他去开会，他就得在这个家里泡着，好多文件他看不懂，又不看小说，也不能老在院子里闲逛。服务员进房搞卫生，有纪律，只干活，不讲话。只有到了晚上，大家休息了，警卫员、服务员来看电视，陈永贵才有了说话的对象。他不能随便出门，据说有一次，他想去王府井的东安市场，秘书请示保卫部门，说没法保卫，不能去。他还曾提出干脆去北京郊区的中阿公社劳动，因为没法保卫，也不能去。他接近不了群众，很憋闷，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提出搬出钓鱼台，实行三三制：三分之一时间在北京，三分之一时间在大寨，三分之一时间跑全国。毛主席马上批准了他的要求，并赞扬了他。
陈永贵搬到了东城区交道口四条一个老四合院里。他回大寨，不让北京的警卫员同行。他说：“我回家劳动就是个农民，你们还能给全国农民都派上警卫吗?”
选自《今古传奇·文摘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