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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过一段儿时间记者的我是在法国巴黎十二大学就读的插班生。
上第一堂对话课时，在法国比较知名的教授就毫不客气地向我发出了“挑战”：“作为记者，请概括一下你在中国是如何工作的?”显然，教授已经知道我原来的身份。
——记者这个职业是与政治关系密切的，而这也更为敏感棘手、难以回答。面对对方先发制人式的凌厉攻击，我采取了画地为牢的基本方法，抓住教授问话中的“概括”一词，用真正“概括”的语言回答了教授并不知道的问题：“概括一下来讲，我写我愿意的东西。”教授见未能达到目的，接着问道：“我想你会给予我这样荣幸：让我明白您的首长是如何工作的。”我用同样的方式回答道：“概括一下来讲，我的首长发他愿意发的东西。”全班同学不由“哄”地一下笑起来。这实际是答非所问，无效回答，所以，不能不令人发笑。连碰两个软钉子，教授再一次发“难”——
“我可以知道您是来自哪个中国吗?”教授的这个问题显然是经过精心策划的一个陷阱!
已经冷静的我完全摸清了对方的意图，来了个以退为进：“先生，我没听清楚您的问题。”一语既出，使教授不得不做两种选择：一是结束这个对方“不清楚”的问题，草草收场，二是进一步干脆赤裸裸地挑明问题，教授选择了后者：“我是想知道，您是来自台湾中国还是北京中国?”霎时，全班几十双不同颜色的眼睛一齐扫向了我和一位台湾同学。
我沉静地说：“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随后。那位台湾同学在教授和全班同学的注视下也慢慢说：“只有一个中国，教授先生，这是常识。”这句答话虽然简短，却字字千钧。尤其着重强调了“教授”和“常识”两词，言外之意不乏嘲讽：这么普通的常识教授都不知道。达也暗示着自己对此问题的立场不容置疑，也宣告了教授诱人计划的破产。
教授把话题直接拉到一个更进一步的问题上：“您认为在台湾问题上，该是谁负主要责任呢?”对这种步步紧逼、层层深入的实质性问题和开门见山、单刀直入的提问方式，我反倒现出一派清朗和幽默轻松的风度：“该是我们的父辈，教授先生。那会儿他们还年纪轻轻哩!”教授仍紧追不舍，不依不饶：“依你之见，台湾问题应该如何解决呢?”
“教授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叫做‘一人做事一人当’。我们的父辈还健在哩!我们没有权利去剥夺父辈们解决他们自己酿就的难题的资格。”
在充满幽默感的笑声中，我化实为虚，把话题全部转移到“父辈”身上，也就把教授问题的犀利锋芒一一化解。然而，教授接着对方“父辈”的话题顺理成章地又是一个凌厉的攻势：“您是否知道你们的父辈想如何解决台湾问题?”我以不变应万变：“我想，如今摆在我们父辈桌面的，台湾问题并非最重要的。”教授先生马上接问：“您认为你们父辈的桌面上，什么问题是最重要的?”我则迅速答道：“依我之见，如何使中国尽早富强起来是他迫切需要考虑的。”答到此，已经意味着关于“台湾问题”的对话的彻底结束，且是以教授的惨败而告终的。
教授终于孤注一掷地“掷”出一个更大难度的问题：“我实在愿意请教。中国富强的标准是什么?这儿坐了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我想大家都有兴趣弄清楚这一点。”很明显，中国富强的标准很多很杂，短时间根本说不明白。而且，教授又将他们两人的交锋人为地同二十几个国家的学生扯在一起，更使问题变得错综复杂。此时。经过了几次交锋，我已经洞悉了教授提问的用心。我稳稳地站起来，一字一板地说：“最起码的一条是：任何一个离开国门的我的同胞，再不会受到像我今日要承受的这类刁难。”借“中国富强标准”之题。郑重地宣告了自己——一个中国人人格的不容侵犯，同时对教授连番的刁难给予致命的一击——尽管也是旁敲侧击，却给这场“刁难”与反“刁难”的舌战划上句号。
这场舌战的真正结尾是：教授离开了讲台走到我身边，一只手掌放在我肩上，轻轻地说：“我丝毫没有刁难您的意思。我只是想知道，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是如何看待他们自己国家的问题的。”然后，他大步走到教室中央大声宣布：“我向中国人脱帽致敬。下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