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莽权出土后的传奇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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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出土的国宝级文物—莽权,准确的叫法应是新莽度量衡标准器;在莽权的出土地定西口一带,人们把它通俗地叫作“王莽秤”。莽权出土后的经历极富传奇色彩,它曾被古董商多次转手倒卖,经军阀觊觎、大盗下手,后又分散在大陆、台湾两地,可谓命运多舛。

终日与枯草、马粪为伍

  1925年秋,甘肃省定西县口乡西街村,年方13岁的农家孩子秦恭在村外玩耍,突然,他看见一只松鼠钻进半崖的小洞里去了。秦恭想抓住这只松鼠,就用铲子在崖面上挖掘、开辟小路……挖着挖着,突然看见半崖面上露出一个黑色光滑的半圆形物件。

  这是什么?他加紧挖出来一看,竟是一个一巴掌多厚、圆形、中间有孔的怪家伙,沉得很呢。此后,他又挖出四个形状一模一样,但一个比一个小的物件。另外还挖出三件1米长短的铜杆,杆身呈方形,上面刻有铭文。
  13岁的孩子根本拿不动这么多的铜家什,他便跑到家里对父亲说:“爹,我在崖面上挖出了一大堆铜!”将信将疑的父亲和大伯来到崖边,果然看见了一大堆乌黑、沉重的金属物件,便用绳子捆了,吃力地抬回家中。
  他们请来口村学校里的教书先生,让他辨认。教书先生看了大半天,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于是,价值连城的国宝级文物—莽权就被撇在了农家小院里,终日与枯草、马粪为伍。
  被古董商、军阀视作肥肉
  有一年,口村发生军阀混战,秦恭一家人逃往别处避难。待战乱平息,他们举家返回,只见门户大开,屋里被乱兵翻得一塌糊涂,东西被掠走不少,唯独撂在草棚里的那些铜杆、铜轱辘一件不差,还好好地放在原地。
  过了几年,秦父过世,兄长秦让接班做了家长。这秦让除了躬耕田亩之外,还有个赌博的嗜好。有段时间,他手气不好,情急之下便把眼光落在了那几件铜器上。他盘算着:这东西在当地根本没人要,若想脱手,就得到大地方去卖。于是,他推来一辆独轮手推车,把铜器一件件装上车。
  好不容易来到兰州城,秦让经多方打听,才来到一家古董店门口。店主马实斋见这个满身尘土的定西人送上门的铜古董,心知是值钱货,但却故意用脚踢着说:“这是烂铜,没处使,谁收?”经秦让一再央求,最后商定按废铜价格收购。待秦让一走,马实斋转手以240块银元的高价卖给古董商张寿亭,获利不少。
  这张寿亭比马实斋更精明、更熟悉行情,他先故意给北平古玩店的朱柏华透露了个消息,然后不动声色地静等买主上门。没过几天,朱柏华便风尘仆仆从北平赶到兰州,主动找到张寿亭门上,经掂量,便以140块银元的价格买去其中两件,带回北平找专家鉴定。经鉴定,此文物为新莽度量衡标准器,遂把这两件以5100块银元的高价卖给北平琉璃厂尊古斋古玩店。
  留在兰州张寿亭手里的那六件文物,被甘肃省建设厅厅长(实为军阀刘郁芬部下的旅长)杨慕时知道了。他霸道地采取“硬发价”的办法,叫手下兵丁抬过去800块银元,扔给张寿亭,然后将六件文物全部带走。
  不久,蒋冯阎大战开始,杨慕时接到命令率部随刘郁芬东行。本来他是打算将这六件国宝带走的,结果被兰州的青年学生和文化界、新闻界获悉,一时间舆论大哗,群情愤然!军阀杨慕时见形势不妙,便无奈地将六件宝物交给兰州民众教育馆收藏。

被盗后又被追回

  民众教育馆收到这些珍贵文物后,遂拿到由寺院大殿改装的展览大厅里,摆放陈列在众多文物行列里展出,供游人参观。不久在一个晦暗的风雨之夜,被兰州人传说会飞檐走壁的大盗高灿章盗走五件,逃之夭夭了,只留下重达30公斤的最大铜环。
  甘肃文化界人士咽不下这口气,便打电报给驻扎在河北廊坊的甘肃籍将军邓宝珊,向他求援。邓宝珊立即请全国古物保管委员会北平分会主任马衡查缉。经多方侦探,终于获悉,大盗高灿章窃走的五件文物在天津英租界源丰永珠宝店里。五件国宝这才失而复得,被追了回来。对北平尊古斋购走的那两件,由故宫博物院以5100块银元的价钱赎回。八件国宝,七件进入故宫博物院保存,一件最重的暂留兰州。
  北平解放前夕,溃退的国民党政府在仓皇忙乱中只将其中五件带到南京,后又越过海峡,运到台湾。至此,八件葬权中的三件现存于中国历史博物馆,另外五件现存台湾……
  选自《老年文汇报》2015.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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