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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晗上书惹纷争
1955年10月4日，国务院秘书长习仲勋的办公桌上放着一份关于发掘明长陵的请示报告。习仲勋看罢报告，批转主管文化的陈毅副总理并呈报周恩来总理阅示。
有人上书建议发掘明长陵的消息传开，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大惊，得知报告的发起人是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便急忙前来劝阻。“出土器物是最可靠的历史资料，我们发掘长陵后，可利用明成祖的随葬器物，进一步开展对明朝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史实的研究，同时就地成立博物馆，对首都人民进行历史唯物主义教育，增加首都人民的文化生活内容……”吴晗说。
郑振铎急不可待地反驳：“我国目前考古工作的技术水平还难以承担这样大规模陵墓的发掘工作，出土古物的保存、复原技术也不过关……”而吴晗不以为然。夏鼐望望这位同乡加同学，诙谐地讲：“老吴，眼下全国都在大规模地搞基本建设，考古人员严重不足，又怎能发掘皇陵呢?你应该从全国考古工作的轻重缓急来考虑问题，不能从明史专家的角度来安排发掘工作啊!”争论一下午仍无结果，此后纷争愈演愈烈。他们走后，吴晗找郭沫若、邓拓等好友去做中央领导人的宣传和鼓动工作。与此同时，郑、夏也向中央提出不同观点，争论双方都把希望寄托在周总理身上。
五天之后，有消息传来，周总理已经在报告上签字——同意发掘。这一历史性的抉择，为中国的考古事业揭开了新的一页。同时，有许多不和谐的故事，也要在这一页上书写。
1955年12月初，“长陵发掘委员会”成立了。委员会成员为：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文化部部长沈雁冰，北京市副市长吴晗，人民日报社社长邓拓，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所长范文澜，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张苏，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副所长夏鼐，文化部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北京市副市长王昆仑。长陵发掘委员会下设一个考古工作队，工作队由文化部文物局、中科院考古研究所、北京市文物调查研究组共同抽调人员组成，队长是赵其昌、副队长是白万玉。
风雪激荡天寿山
1955年年底，工作队长赵其昌在导师夏鼐的催促下，同探工赵同海冒雪来到十三陵开展调查工作。
赵其昌和赵同海经过对长陵三天的勘察，没有发现可供发掘的线索，倒是得到新的启示：这个陵墓规模太大了，能否找一个较小的陵墓进行试掘，等积累了经验再正式挖掘。
三天之后的夜晚，在昊家书房中，长陵的照片、草图、各种数据资料和几块填土标本摆满了地板。吴晗和夏鼐静静地听着赵其昌的汇报。他建议：“现在天寒地冻，动土又很困难，能不能给我两个月时间，查查文献。十三陵的皇帝、皇后，无论生前建陵或死后建陵，总不会同时入葬，这就有个再次挖开的问题。他们又是怎么处理的?我想带着这些问题，结合文献，再着重调查一下，多住些天。”夏鼐、吴晗均表示同意，吴晗问多长时间合适?夏鼐道：“两个月，一个陵总得要几天。”话题转入闲谈，赵其昌说：“长陵太大了，能不能找个小的试掘?”对试掘两人都无意见。经过几天的探访，工作队决定把目标重点放在献陵。
献陵里葬着朱棣的长子朱高炽。陵园规模较小，距长陵最近。试掘之后还可以直接把设施、人员拉到长陵，工作、食宿都方便，于是对献陵开始了第一步工作。朱高炽47岁当上明朝第四位皇帝，改元洪熙。可他只在皇帝的宝座上坐了10个月就去世了，死后谥庙号为“仁宗”。
献陵和其他各陵有一个明显的不同之处，就是在被恩殿和明楼之间有一座小山相隔，把陵墓切割成两块。如今前方大殿已不存在，仅留山后一片残破的建筑。赵其昌率人在山后的明楼和宝城内外查找线索，仔细辨别、分析当年入葬的隧道口可能留下的痕迹。但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勘察，仍无任何线索。
藏人黑洞是何洞
在工作队困惑不已的时候，吴晗和夏衍有了新的想法，就是把定陵作为突破口。因为第一，定陵在十三陵中营建年代较晚，地面建筑保存得比较完整，将来修复起来也容易。第二，万历是明朝统治时间最长的，做了48年皇帝，可能史料会多一些。
定陵距今仅三百多年，但经过风雨剥蚀、战乱破坏，使这座十三陵中仅次于长陵的巨大陵园残破不堪。据史料记载，定陵曾遭受过三次大火的焚烧，造成毁灭性的破坏。清军入关后，放火焚烧了万历帝的定陵和天启帝的德陵。此前不久，李自成率大军逼近京城，从柳沟入德胜口，因居庸关守将投降，十三陵被起义军攻下遭焚烧，大火三日不绝。顺治四年(1647年)以后，清朝出于政治上的考虑，为缓和民族矛盾，安抚明朝遗老，说江山并非得自明朝，而是取自李自成之手，还对明陵进行了一定的保护，乾隆五十年对曾经遭到破坏的定陵、德陵进行较大规模的修缮。但民国初年，陵区附近一家姓郭名五的接替陵户，负责十三陵的看管和保护。政府除免其租税外，每年尚略有补助。当地一闲汉王某找到郭五要当陵户，遭到拒绝后恼羞成怒，趁夜深提一桶煤油放火焚烧定陵裬恩大殿，烈焰冲天，裬恩殿就变成了一堆灰炭……
赵其昌手提考古探铲，叉到宝城外侧勘察。在十三陵全部陵宫建筑中，唯有嘉靖的永陵与万历的定陵建有外罗城。史料记载：永陵建成后，嘉靖皇帝前去巡视，他登上阳翠岭，往下一望，见只有明楼、宝城一座，便问督工大臣：“陵寝这算完工了吗?”大臣见皇上不甚满意，惠中生智说：“还有外罗城一座未建。”遂日夜赶工加筑一道庞大的外罗城。
赵其昌一步步向前走去，就在这一刹那，奇迹出现了——在离地面三米多高的城墙上方，几块城砖塌陷下去，露出一个直径半米的圆洞……他突然想起前几天一个老乡对自己讲过的话：“长陵西面城墙外面塌了一个大洞。村里百姓遇到土匪绑票、鬼子抓人，就把人捆牢后藏在里面……”眼前的洞穴若是老乡所说的大洞，此处必有文章可做。夏鼐闻讯赶到，他掏出手电筒认真察看洞中的一切，不时地用探铲丁丁当当地敲打着洞中的砖石……
赵其昌心中一动，豁然开朗：定陵是皇帝生前营建的，万历十二年(1584年)开工，为时6年完成。可陵墓建成，人并没死，地宫就再埋好。事实上，又过了30年王皇后才死，紧接着皇帝也死了，才一起入葬。再度挖开入葬，二次砌砖的现象就可以解释了。不过，定陵明楼下面不建通道，棺椁灵柩又从何处进入地宫呢?考古同行们也议论纷纷。有的说：“如果真的是券门上缘，那它很可能就是入葬的通道。”一句话又提醒了赵其昌，“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是入葬的通道，它正处于外罗城之内，内宫墙之外，帝后的棺椁进入大门之后，绕到宝城外面，再从这里进入地宫?”夏鼐不露声色地点点头：“说得有道理。”经过商议，吴晗面露喜色：“那就上报试掘，开始行动吧。”
发现地宫隧道口
1956年5月9日清晨，赵其昌、白万玉率队来到现场，同时来了38名民工。民工是从附近村中抽调来的。白万玉一声令下，民工队长王启发一马当先挖下了第一锹。
“嗯，这里好像有字?”大家闻声围住石条，赵其昌、白万玉也急忙奔过去。果然，在一块横砌的小石条上，显出模糊不清的字迹。赵其昌找来毛刷刷掉上面覆盖的一层积土，奇迹出现了：石条上露出3个雕刻粗浅的字迹。经过仔细辨认，两人几乎同时喊出：“隧道门!”一阵兴奋过后，两位工作队长却对着石条发愣起来——为什么在这里出现3个字呢?会不会是故意制造的假象，如民间流传的“迷路石”……那么，这3个字到底意味着什么?回顾史料，他们作着这样的推断，皇帝的死期是无法预测的，一旦死去，就需要立即打开陵墓，等待皇帝的棺椁入葬。这一工作是由工部主管，如果找不到入口，延误葬期，从工部尚书、郎司到工匠都要问罪。而经过长年累月的尘封土埋，入口定难寻找……赵其昌想着，转过身看着白万玉说：“我看这石条是当年建陵工匠偷偷留下的记号。”白万玉点点头道：“看来这里是通往地宫的隧道不成问题了。”
果然未出所料，十几天后，在探沟挖到离地面4.2米的深处时，发现了两侧用城砖整齐平铺的砖墙。一个多月的清理完成后，在“隧道门”刻石下面，又露出了一个用大城砖垒起的大门，也是通向地宫隧道的第一座大门。帝后棺椁入葬之后，大门就用城砖巧妙地堵死，磨砖对缝和城墙别无两样。当年的君臣工匠怎么也不会料到，三百多年之后，这精心的伪装终究未能遮住考古工作者的眼睛。
遗憾的是，门外是荒郊野地，如果挖开这墙门通道将无法保证陵内的安全。发掘人员没有将此门拆通，竟使埋藏在城墙券门之内的那块对发掘具有指路意义的小石碣，从工作队的眼皮底下逃脱了。石碣清清楚楚地刻着：“宝城券门内石碣一座城上村往里一丈就是隧道棕绳绳长三十四丈二尺是金刚墙前皮。”
这段文字可谓打开地宫的第一把钥匙。它至少告诉人们两个主题：一是从石碣本身所处的位置，往城墙里侧再掘进3米的距离就是通入地下玄宫的隧道；再就是说明此处在玄宫前面金刚墙前皮的准确距离。这块石碣，直到一年多地宫打开之后，才从墙中拆出。这个天赐的良机没有被及时抓住，发掘人员在以后的探索中陷入困惑与迷途已是无法避免的了……
当科学嫁给蒙昧
定陵发掘自1956年5月破土动工，到1958年7月底清理工作基本结束。历时两年零两个月，总计用工两张，以便卷舒；有人建议，糨糊内加入防腐剂，以便长久保存。装裱完毕，专门研究古代服饰的沈从文先生来了。他将裱品展开，用放大镜一件件仔细观察，迷惑不解地问：“怎么有的装裱成品显露的是织品反面?”
“研究织品的结构不是要看反面吗?”一位工作人员答。沈不愿再看下去，走出接待室对助手说：“囊括了中华纺织技艺精华的明代织锦遗产，被如此轻率地对待，还作这样不负责任的解释，不是出于无知，就万余个、耗资四十余万元，终于使这座深藏568年的地下玄宫重见天日。
1958年9月，万历帝后的殉葬品走出地下宫殿，登上了故宫神武门城楼，向群众展出。神武门展览之后，定陵博物馆筹建人员加速了修补、保护、复制殉葬器物的步伐。首先要修补、复制的自然是三具尸骨。
三具头骨送往中科院古人类古脊椎动物研究所进行修补。同时，找了两位从事雕塑的老师，做万历帝后的模型。两个月后，万历帝后的三具人体石膏模型送往定陵。
就在同时，陵园内忙于对出土的织锦匹料进行技术处理和保护。有人建议，丝织匹料可以像古画一样进行托裱，背后衬用韧性大的纸是有意欺骗!”科学一旦嫁给蒙昧，就注定要遭其蹂躏，而不甘沦亡的科学反过来又将予以致命的报复。这一哲理，在这座皇家陵园再次得到验证。
定陵丝织品损坏的消息传到北京，郑振铎、夏鼐等大吃一惊，痛心疾首。不久外地传来消息，不少省份正跃跃欲试要向帝王陵墓进军，纷纷吹响开掘的号子……郑振铎、夏鼐心急如焚，立即上书国务院，请求对这种疯狂的发掘之风予以制止。这份报告很快得到周总理批准并通令全国，才使得许许多多的珍贵文化遗产免遭一场又一场的浩劫。
选自《燕赵晚报》2006.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