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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岁的陈汉文祖祖辈辈居住在河北西部群山之中的黄土岭。66年前，有“山地战专家”之称的日军中将、“蒙疆驻屯军”最高司令阿部规秀，这枝日本军界的“名将之花”，就倒毙在他的家中。
“我家那时四代同堂，我是家里最小的。外面正打着枪，几个日本人闯进屋来，院子里也有，他们把我们赶到炕上。”
“当时屋里进来3个日本人，一个穿着像是军官模样的人面对门口坐在我家椅子上，另外两个忙着摆弄一个什么东西，现在想起来应该是发报机一类的吧。”
“这时一颗炮弹落在院子中央，轰的一声巨响，房子都在颤抖。两个日本兵因为有墙挡着没有受伤，而那个脸朝门口坐着的军官却被飞进来的弹片击中，当即倒在地上。院子里的日本兵随即冲进来，把倒地军官抬起来迅速撤走了。”
这就是一个6岁孩童眼中的阿部规秀之死。
日军战史是这样描述的：阿部团长把指挥所迁至附近一家独立院落中，立即召集各大队接受命令。在准备下达整理战线的命令时，突然飞来几发追击炮弹，在院里爆炸，阿部的右腹和双腿数处负伤，但他仍叫：“我请求大家坚持!”然后，跪在地上，俯首向东方遥拜，留下最后一句话：“这是武人的本分啊。”说着就了下去。负伤后约三四个小时，即7日晚9时50分死去。
敌情报告
涞源县交通局宿舍，一个普通的三居室。冀宏坤拿出父亲冀诚生前不多的几张老照片。66年前的那两场伏击战，正是从冀诚的情报发端。
《河北日报》近期发掘了这个情报故事：1938年8月，为配合根据地居民反扫荡，涞源抗日政府决定派一名同志打入敌人内部，冀诚被选中。冀诚在县城日军情报部门前摆了个花生摊，一来二去和特务们混熟了，混成了日军情报部烧澡堂子的。
1939年10月24日，冀诚与往常一样，从城外小北关的家过城门去情报部。走到北城门，发现城门口的岗哨全部由伪军换成了宪兵队的人，并且对进出城的人一律严查。凭经验，冀诚意识到一定有大事要发生。到情报部后，冀诚径直去找水翻译。水翻译爱喝酒，但那天，水翻译不仅没跟冀诚去喝酒，还警觉地告诉冀诚，最近两天不要乱跑，听上头说，察南有个大官今天要来!
察南泛指张家口一带，日军在那里建立了伪蒙疆政权，阿部规秀任伪蒙疆驻屯军司令。当时，从张家口到涞源，要半天时间，情报部门前的大街是进入涞源城的必经之路。
临近晌午，冀诚借口去了情报部对面的照相馆。在那里装作与伙计闲聊，其实是为了方便观察。果然工夫不大，一队军车由北向南开来，一辆、两辆、三辆……那时冀诚正嗑着瓜子，用一个瓜子代表一挺机关枪，一个瓜子皮代表一个敌兵，冀诚清楚地记下了当天进入涞源城的敌军人数与武器数量。在第五辆车上，冀诚看到了司机台里坐着一个穿黄呢子大衣的军官。
10月31日晚上，杨成武，晋察冀军区第一军分区司令员，接到了敌情报告：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旅团长阿部规秀中将命令迁村大佐率一个大队的日军和伪军1000多人进驻了涞源县城，他们打算在11月3日分三路对一分区腹地进行“扫荡”。
瓮中捉鳖
漂亮的雁宿崖伏击战，中方军队取得了骄人战绩。
董占林，1988年的中将，当年的战士，他回忆道：“11月3日晨7时，我方同3路敌人都先后交了火。杨成武命令我们以3个团的兵力设下伏兵，构成约6000人对600人的绝对优势兵力，对付东路敌人。到下午，负隅顽抗的敌人被我军团团包围，部分地段则与敌人拼上了刺刀。战斗至下午5时，敌人几乎被全部歼灭。毙敌迁村宪吉大佐和炮兵大佐各一名，俘获日军6名。”
《抗战时期的杨成武将军》一文中记录了其后的故事：
战斗刚刚结束，杨成武立即意识到日军会恼羞成怒，很可能寻找一分区主力来报仇。他当时对大家说：“日军作战有个规律，每次失败，必然出兵报复，失败得越惨，报复得越凶。”
不出所料，11月4日凌晨。又来了新情报：日军独立混成第二旅团第二大队、第四大队约1500人(伪军除外)，乘着90多辆卡车，正沿着前两天同伙被八路军歼灭了的老路快速前进，企图寻找我军主力决战。
当夜，日军就到达雁宿崖。侦察员报告：日军把我们已经埋了的日本兵的尸体又都挖了出来，浇上汽油焚烧，河谷里弥漫着一股焦煳的臭味。来者不善。日军如此兴师动众，绝不是为了要找回战死士兵的尸体的。
当时中国军方还不知道恼羞成怒的阿部规秀是亲自率部进山。
在八路军进行新的伏击准备的同时，5日，日军被八路军小股部队牵着鼻子转悠，找不到我方主力，老百姓也早已转移，当晚气急败坏的日军开始烧村子，6日又转悠了一天后，日军终于做了收兵返营的决定，却为时已晚。
李文芳，当时野战三团一营的营部书记，回忆他所亲历的黄土岭伏击战：
11月6日，我们营接到上级命令，要迅速占领黄土岭以南高地，切断敌人的退路。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我们于第二天天亮前到达指定地点。黄土岭村中间有一个南北走向的山梁，把整个村子分成东西两部分，我营赶到黄土岭时，敌尾部刚离开村西部。三连官兵迅速冲向山粱，占领了制高点，把敌人压缩在村东洼地。站在山梁上向下望，山坡陡峭，易守难攻，只要把这“关口”卡住，敌人就成了“瓮中之鳖”。
那几天，黄土岭一带阴雨连绵，山梁上根本没有遮蔽物，大家的衣服全都湿透了，鞋子也被水泡掉了底。由于行动匆忙，子弹和食物也不充足。
根据形势需要，支部把全连官兵编成三排横队，要求每名战士间隔3米左右，准备好刺刀和手榴弹，后排的战士搬石头，摆在阵地前沿，敌人冲上来时，先扔石头，再拼刺刀。同时，还要求每个班派一名战士拔草打草鞋，争取在决战前让每人都穿上鞋。正当大家为吃饭犯愁时，附近的老百姓闻讯背着粮食上山慰问来了。看着冒死上山的老百姓，一时间我军士气大振。
7日15时许，当日军全部进入设伏地域时，枪声大作。官兵们连续打退敌人的3次冲锋，始终牢牢控制着山梁上的制高点。
延安电贺
仅仅在激战开始一小时后，阿部规秀就被炮弹击中了。
陈正湘当时是八路军第一军分区第一团团长，据其秘书撰文回忆：“7日16时许，陈正湘在团指挥所793高地用望远镜向战场望，看到日军集结在山谷的河滩中，正组织兵力企图反扑。当他将视线移向黄土岭与上庄子之间的一道山梁时，发现该山梁上有三个突出的小山包，中间山包上有几个挎战刀的日军军官，他们也正举着望远镜向第一团的阵地张望。就在这个小山包下面有一座独立小院，有腰挎战刀的日军军官出出进进。陈正湘判定，小院可能是日军指挥所，小山包则可能是日军的观察所。于是，他立即将配属于第一团的分区迫击炮连调上来，并亲自指挥迫击炮手同时向那两个目标开炮。硝烟散后，陈正湘举起望远镜观察，看到小山包的日军拖着死尸和伤员，正狼狈地向山下滚；独立小院里的日军也跑进跑出，十分慌乱。”
在部队进行战斗总结时，中方有关部门就从日本广播电台的广播中得知，阿部规秀旅团长已经“阵亡”在黄土岭，并立即将这一消息转告给晋察冀军区。聂荣臻司令员打电话给杨成武：“告诉你们一个好消息，延安拍来贺电，说你们击毙了阿部规秀中将，并向我们祝贺。”
杨成武又惊又喜，他马上抓起电话：“老陈，告诉你，咱们打死了一个日本兵的大官!”
陈正湘问：“大官，有多大?少佐，中佐?”
“比他们大!”
“大佐?”
“再大点儿!”
“少将?”
“是中将!一名日军中将!”
参战各团很快知道了这个喜讯，立刻着手寻找阿部规秀的遗物。当天就找到了穿在一名战士身上的镶着两颗金星领章的阿部规秀的黄呢子大衣。很快，一把嵌有银菊花的指挥刀也被找到了，那是阿部家族的族徽。
阿部规秀阵亡震动日本朝野，《朝日新闻》说：自皇军成立以来，中将级将官的牺牲，这是没有先例的。《朝日新闻》连续三天以通栏标题痛悼：“名将之花凋谢在太行山上。”
这一年，中国的名将杨成武只有25岁。
选自《大河文摘报》2006.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