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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干部”的家藏
陈是副局级干部，50岁出头，眼睛总眯缝着，跟庙里的弥勒佛一个样子。
10年前，一场秋雨后的正午，陈在小巷口吃了一碗猪大肠面，看见旁边那个青砖飞檐的老宅院挂着“古今名人字画展销”的横幅，便抹着油嘴子晃悠了进去。个把时辰过去，陈央着两个短棒棒被人札送出大门。于是，那次书画展销的最高成交记录便诞生了：陈用18000元买走了一副于佑任先生的五言对联。有人在事后告诉他买亏了，东西不假，但行价也就是万把块钱。他要面子，一声不吭。
翻过年，玩字画的圈内都传他把那副对联5万元卖给了珠海老板，说那副对联是于佑任先生写给毛泽民的。毛泽民何方人氏?毛泽东——毛主席的素弟弟嘛!几个行里的老江湖见他就问：“老陈，你怎么知道那是写给毛泽民的?”陈扬眉吐气的样子，答：“上联题的是‘泽民先生’呀!”又问：“泽民就不能是王泽民、陈泽民吗?”“对子上写的啥?”陈反问。“青青天上云，博大圣人心。”“对了!不当个厅长能叫圣人吗?我把下联的年头对了一下，是直世才杀毛泽民的前一年。毛泽民那时候是啥?新疆的厅长。真不是我说你们，光卖字儿，不卖文化!”陈叽哩呱啦地冒给了一串串。
几个听者都绷着脸，说不出话来。
陈初入此道就有所斩获，从此便一发不可收。陈是文化人出身，玩上字画后又爱琢磨，故说道起来颇有见地，行里的人都抬他是看字画的“高眼”。
一日，有个字画行里跑闲脚的“吊吊灰”(兰州方言“混混”的意思)刘娃给他有意无意地漏了句话：五采山公园有个小伙，老爹子原来是省林业厅的厅长，手里有个册页，都是大名家的画，想着找个买家。陈听后，心里痒痒的，烧乎乎地发给刘娃两百元车马费让帮着牵线联系。
数日后，刘娃拿来一个小相册，说是那个册页的翻拍照片。翻开一看：李可染的、陆俨少的、娄师白的、启功的……全是些大名家的小斗方，十二开，品相都极精到。陈热血沸腾，拍给刘娃500元钱，郑重其事地交代：“这个买卖再给谁都不要说，快约着见面看东西!”
山脚下的一院平房，夏日里青藤爬墙，绿荫蔽日。刘娃领着陈进了院子，神秘兮兮地介绍说：“环境好不好?那家里一看就是个大户。”卖主儿一一那个老爹子据说是老厅长的小伙子，在一棵梨树下跷腿躺着，招呼他们先喝茶，并没有卖画的意思。胡乱扯了一会儿，陈有些耐不住性子，问：“你爸是?”“老干部。打倒‘四人帮’以后当厅长的，没几年就去世了，你不认识。”说着话，小伙子领陈进了上屋，指着镜框里的一个富态慈祥的老头儿说那就是他爸爸。陈看见照片上还有一个瘦老头儿，觉得很像启功先生，便问：“这一个是——”“启功。”答话很随意，表情也无炫耀之色。陈听着心里暗喜，想这家里的东西算是流传有序了。等小伙子把锦缎面的册页从柜子里拿出翻开时，陈的手已经开始发颤了，用他事后的话说：那是一种震撼人心的感觉。
刚看一遍，小伙子家的电话便响了。听过几句，谈的也是买册页的事。陈有些沉不住了，心里忐忑不安。小伙子放下电话，说：“那个谁介绍的南方扁头，缠的时间长了，钱给的也合适。”
陈这时只是忙不迭地讨好，一个劲地说：“钱我也带着呢，价钱好商量，不够了我再让人送。”
接下来，陈掏出了随身带着的5万元现金，又让一个贩烟的朋友送上来一万。在暮色昏沉的时辰，抱着那本册页回家了。
回到家里，陈的老婆和孩子先是听他讲买宝贝的经过，然后便凑在一起翻过来倒过去地欣赏。陈的儿子学美术，跟着他也过眼了不少东西，突然地喊一声：“爸，不对!是木刻水印!”陈顿失色，细看良久，蔫蔫地承认：“水印，真是水印。”
事情纠缠了几个月，就知道那一切都是骗局。陈气得茶饭不香，一会儿说要找公安，一会儿说要找黑社会，指望着吓那小伙子退钱。小伙子反反复复只是一句话：“画是印的?对着呢!钱也是印的。我早烧掉了!我本来就是个动物园养猴子的工人，啥都不害怕!”
老苏的圈套
老左手里的百十万块钱，搞房地产太少，开饭馆太累，盘算着找项目。寻思来寻思去，就惦记上了古玩行。
在那几个朋友里，老左最不隔心的是老苏。老苏大老左五六岁，说话在理，花钱大方，给老左帮着办过几次事，也都很给他长精神。
把想法给老苏一说，老苏就不住地摇头：“你玩啥古董呢?冒冒失失的，两天还不让人把钱骗干净了。”旁边听者也取笑道：“就是，你以为古董是谁都能玩的吗?还是把钱儿交给老婆子存到银行养儿子去!”
老左是那种越挤对越来劲的人，真就从那天起下了狠心。
老左买回来一摞又一摞的古玩鉴赏的书认真学习。
头几个月，按兵不动，除了看书，就是到古玩铺子穷转悠。一日，闲逛，见一幅四尺三开的《菊黄蟹肥图》，落款题“郭怡孮”三字，问店主：“谁的画?”店主答：“外地的画家，叫啥，郭抬宗(音)。”老左心里窃喜，想是遇上了“夯客”(兰州方言：傻瓜的意思)，便装做漫不经心的样子打问道：“画的还行，你要多少钱?”店主回话：“700。”老左二话没说，便掏钱买了。回去找高眼看过，确实是郭怡孮先生难得一见的精品，行价在5000元以上。
旗开得胜，老左就收刹不住了。一个来月时间，全线出击，四处“捡漏”，花去近10万块钱，买回来一大堆东西。只不过，真的不多，好的太少。
因为郁闷，老左就去找几个月赌着气没来往的老苏。老苏热情地招呼他，耐心地听他唠叨，偶尔插句话，也把其中的渠渠道道点拨得明明了了。既如此，便如故，老左对老苏实在不能不信服了。
事先没有承诺，事后没要分文。在不到半年的时间，老苏就帮老左把那堆东西处理了个大概。虽说多少损失了点钱，但闹心的假玩意儿都退干净了。
“别再玩了。”老苏郑重其事地对他说。
“我的性格，要玩就玩到底!”老左回答。
“我不能老跟着你干擦屁股的事情。”老苏话里带着怨气。
“你给我当老师，给我掌眼，我一切都听你的。”老左一脸的诚恳。
功夫不负有心人，跟前跑后磨了几个月，老苏终于答应收老左做徒弟了。
有老苏掌眼，老左还真是买了几件好东西。一进一出，很轻松地就挣了两三万块钱。不过，老左还是着急，觉得钱挣得不大发，成天里给老苏唠叨着要做大买卖。老苏只是劝他耐住性子，把心态放平缓了等机会。
经常来老苏家的，有一个面很善的胖子，50来岁，姓包。据老苏介绍，包是个搞装修的老板，业余时间专收古玉，手里有很多惊世骇俗的宝物。形象的说法是——随便拿出一件子，就能换一辆新崭崭的“奔驰”。按老苏的话，包不嫖不赌，不沾烟酒，性子如玉一般温润。
再见着老包，老左便套近乎，态度亲热得近乎献媚。老包对他很客气，不过总是不咸不淡的。老苏泼他凉水，说老包是真正的玩家子，轻易不卖东西，劝他趁早打消念头。老左嘴上说就是就是，心里却惦记得要死。
心系古玉，老左对老包的事情就格外关心。日子久了，就攒下了不少人情。
老苏总是恰到好处地替老左说好话，老包似乎也真的被感动得不成了。
一日，当着老苏的面，老包对老左说，他的藏品有些重复，还是想调换着卖几件子。老苏在旁里插话：“老左，我把你服了，两三年时间，缠上了你再不罢手嘛!说实在话，老包这一次是真给你面子。”老左激动得快要哆嗦，忙不迭地表示感谢。说到价钱，老包爽快地表态：“我们成天在钱上滚蛋蛋着呢，钱那个不是个啥问题，我多少钱收的多少钱给你。”老苏听着接话：“加上些利息吧，老左也不在乎这两个钱。”瞥老左一眼，见他的头点得跟小鸡啄米似的。
选黄道吉日，老苏带老左去看那些古玉。看过，老左更是火烧火燎地着急，生怕老包反悔不卖给他了。老包倒是慎重，几次提醒他最好找权威看看，不要太过草率。老左心想：东西既然不能带出兰州，也再找不出个权威了，买吧，随便有两个是真的，也足以翻本了。于是，就拍着胸脯说：“老苏作证，就是假了我也不给你找事，砸成面面子了我泡开水喝掉!”
又一个黄道吉日，老左提着几乎所有的家底——70万现金，买回了朝思暮想的那窝子古玉。
自此，按老左自己的话说，他是“一觉醒来回到了旧社会——彻底成了贫下中农”。
从认识老苏，到最终心甘情愿地钻进这个套子里，时间长达9年。这期间，老苏只是在他“累了的时候给个凳子坐，给口水喝，偶尔也扇两扇子凉风”。没有细节的刻意，没有巧言的利诱，气定神闲中，玩了个漫不经心的把戏。
老莫的赝品
他坐在那里，低着头，不言语。
偶尔抬头和我对视一眼，匆匆的，没有任何表情，就好像敌人的探照灯例行公事地扫过了事。
可我知道这个人不可小视，他是兰州古董行的传奇人物，圈子里的也都说：玩青铜器的，只有老莫(注：他娃莫)能一次拿出来百万现金。
虽然他的确是农民出身，虽然他的确看起来很烦琐。
老莫开春在甘肃陇南一带收了一件战国的青铜鼎，通体错金，极精美，买下来的本钱是5万元。
回到兰州，按下不表，没有走漏一点风声。
初秋，他悄无声息地去了广州。
住在一家有些简陋的宾馆里，他让广州古董圈里的朋友给他联系台湾的买家。
几天后，满脸滋润的台湾买家敲开了他的门。他有些紧张地说，老家挖出了东西，想找个路子弄出去，这次带了个一般点的来探探路。磕磕巴巴地说着话，打开了用破棉絮包着的青铜鼎。
看着物件，台湾人的眼都直了，大舌头不太利索地问：“莫先生，要多少钱，你说好了!”他一脸的贪婪，怯生生地伸出一个巴掌。
台湾人问：“5万?”
他答：“哪敢乱开价，5000，你要就拿走。”
台湾人当时二话没说，立马成交。接着他的肩膀说：“兄弟，别太委屈了，我掏钱你住花城宾馆好了，我回去两天再来找你。”
三天后，在花城宾馆一张床上，老莫百无聊赖地翻着杂志。突然，电话铃响了。
他拿起听筒，台湾人无比亢奋的声音传了过来：“莫先生呀，不瞒你说了，当时看货真还拿不准，只是觉得那点钱是毛毛雨了。回台北找了高眼看过，精美绝伦的战国鼎呀!你还真是老实，我占你大便宜了。怎么样?我马上来广州，你带我去兰州好不好啦?”
往后，在一个局外人不知的时辰，台湾人放下近200万现金，买走了一批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只不过，这批青铜器是仿制水平极高的赝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