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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时期魏明帝景初二年(公元258年)，明帝曾叡把太尉司马懿从长安召回京师洛阳，命他率军前往辽东征讨公孙渊。魏明帝问道：“四千里远征作战，虽说要用奇谋取胜，但也要有足够的兵力，不应当过于计较军费开支的多少。据你推测，公孙渊将采取什么样的计谋对策?”司马懿回答说：“放弃城邑而预先逃走，这是上策；凭据辽水以抗拒我军，这是中策；坐守襄平而单纯防御，这是他成为俘虏的最下策。”明帝问：“这三种计策，公孙渊将会采用哪一种呢?”司马懿答道：“只有贤明智慧之人才能正确估量敌我力量的对比，并能预先对所用计策作出正确取舍，而这并不是公孙渊所能做到的。现在我孤军远征，他将认为我军不能坚持多久，因此，他必定先据辽水对抗我军，然后再坐守襄平进行防御。这是中下两种计策。”明帝又问：“此次出征往返将用多少天?”司马懿回答说：“去时行军一百天，回来路上一百天，进攻作战一百天，用六十天进行休整。这样，一年时间足够了。”于是，司马懿率军向辽东进发。公孙渊派遣部将率领数万步骑兵时驻辽隧，构筑围墙堑壕二十余里，以此抵御司马懿进攻。魏军诸将都想立即发起进攻，但司马懿却说：“敌人构筑防御阵地，这是企图长期拖住和疲惫我军，进攻它正好落入其圈套。这正是王莽时期王邑不肯绕过昆阳坚城而强攻硬打，几乎导致全军覆没的严重教训。敌人的主力集中在这里，其老巢必定空虚，我军含此不攻而直捣襄平，出乎敌人的意料之外，打败公孙渊是必定无疑的。”于是，便命令魏军多插旗帜，伪装成要出击敌人阵地南端的样子，将敌人的全部精锐吸引到这里。司马懿却率领大军偷偷越过辽隧向北，放弃眼前之敌不打而直驱襄平，一路打败敌将的拦截，顺利地完成了对襄平的包围。这时，众将又请求迅速攻城，但司马懿又未同意。随军司马陈珪提出疑问说：“往年您率军攻打上庸，只用了五天就破城杀了孟达。如今长途跋涉而来，却变得安稳缓慢起来，对此，我实在有些迷惑不解。”司马懿耐心解释说：“上庸之战，孟达当时兵少而粮食够吃一年，我军将士数量相当孟达军的四倍，但粮食则不够一个月食用，以仅有一个月存粮的部队去与有一年存粮的敌人相较量，怎么可以不采取速战速决?用四倍于敌的兵力去打击敌人，即使损失一半兵力而战胜了敌人，也还是应当干的。因为，这不是从计较人员伤亡，而是从计较粮食多少这一情况出发所采取的作战行动。如今的形势是敌众我寡，敌饥我饱，加之大雨如此不停，攻城器械未备，似此而急忙攻城又有什么作为呢?我军从京师洛阳出发以来，我所担心的不是敌人向我军进攻，而是担心敌人不战而逃。现在敌人的粮食将要用尽，而我军对敌尚未完成合围攻城之势；如果采取掠夺其牛马、抄取其柴草，那么这就无异于驱使敌人逃跑。战争是一种诡诈多变的行动，善于因变制故才能取胜。敌人凭恃其兵多，因此虽已处于饥饿困难的境地，但却仍然不肯束手待毙。对于此种敌人，我们应当伪装成无能为力的样子稳住它。如果我们贪求小利而惊跑他们，这不是好的计谋所为。”不久，雨过天晴，司马懿令部队制作攻城器械，并迅速发起进攻，箭飞如雨，攻势迅猛。城中故人顿时陷于粮尽的困难境地，饥饿严重以至发生人吃人现象。公孙渊窘急无奈，便派部将王建、柳甫出城乞降，请求解除对襄平城的围困，并表示公孙渊君臣一定自缚前来请罪归附。但司马懿断然拒绝，并将王、柳二将杀掉。公孙渊见派将乞降未成，便突围而逃；司马懿挥军紧追不舍，赶到梁水岸边将其杀掉。至此，辽东地区完全平定。
选自《人力资源报》2007.6.1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