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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险些爆发
1976年10月7日早晨，北京平静如常。没有多少人知道这一夜所发生的震惊世界的事情。
而在上海，似乎有更多的人已经两天寝食不安。武装叛乱已是箭在弦上
10月8日，公安部的祝家耀给上海的徐景贤打电话，说了3句话：“人都集中了，门锁起来了，不能动了。”进一步证实了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这几个人都被抓了起来。祝家耀是王洪文从上海调到公安部去准备当副部长的。过了一会儿，文化部副部长刘庆棠也给徐景贤打电话，用暗语说：“我们文化部的几个人也病了。”
这时，王洪文留在上海的秘书肖木突然惊叫起来，说：“不好了，对文化部动手了，下一步就轮到我们了。”他一说，整个上海市委的人都紧张起来，会议室一片混乱，都觉得马上会有人来抓他们。于是，由徐景贤主持，在市委学习室里，召开了一个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会议。徐景贤瞪着双眼，问大家：“怎么办?”
朱永嘉首先发言，他先是指名攻击华国锋，然后说：“我们应当把民兵拉出来打，打它一个礼拜不行，打它三天五天也好，就像巴黎公社一样。”其他人也同意。
在这个会上，王秀珍说：“白天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几个人说过了，带枪的武装民兵有3500人在各工厂集中，可以随时拉出来，有31000人分散待命，我已经给民兵指挥部的施尚英打了招呼。”
市委常委王少庸接着说：“光靠民兵还不行，要有部队一个团的力量才能形成一个拳头。”
王洪文的秘书廖祖康说：“我们要把警备区的几个负责人带在身边，因为靠我们去调动部队是调不动的，只有通过他们才能调动部队。”他说了警备区几个具体的人名。
市委常委冯国柱补充说：“可以把杨新亚副司令也叫来，他熟悉作战。”
于是，他们就背着上海警备区党委，由市委办公室直接通知点到的几个人，叫他们来此会合，准备一起搞武装叛乱。
策划会具体讨论了设立指挥点的问题，决定设立两个指挥点。
在两个指挥点的人员分手以前，徐景贤又按照王秀珍提供的民兵数字和情况，亲笔写下了第一个反革命手令：
“请民兵指挥部加强战备，3500人集中，31000民兵待命。请民兵指挥部立即派人加强对电台、报社的保卫。”
在这之前，他们已经下发了半自动步枪35000支，另外还有各种炮、火箭筒、反坦克武器等，足够打上一仗的了。
徐景贤到一号指挥点丁香花园以后，休息了一会儿，廖祖康从二号指挥点给他打电话说：“王秀珍跟冯国柱他们商量，有一个意见就是要把部队守卫电台的连交给刘象贤指挥。”刘象贤原来是上海警备区的，当时调到上海人民广播电台担任党委书记。廖祖康又说：“原来守卫康平路市委的那个连交给市委办公室指挥。你如果同意的话，请你告诉李师长一下。”
徐景贤答应下来，挂了电话以后，又写了第二个反革命手令：
“电台由李仁斋同志告电台的连，注意警卫，听从刘象贤同志的指挥。三连由李仁斋告知一下，要听从市委的指挥。”
写好以后，徐景贤让秘书叫醒正在睡觉的李仁斋，由秘书当面把这个手令交给了李仁斋，李仁斋就照手令去打电话进行布置。
在第二号指挥点，王秀珍是头。她已经被冲动烧红了脸，并且失去理智。她对那里的同伙说：“中央出了反革命政变，修正主义上台了!这是右派政变!我们要与他们对着干，血战到底!我们的民兵即使打两三天也好。枪声一响，全国都知道，全世界都知道!”
上海民兵指挥部领导小组副组长施尚英，于8日晚上召集李彬山、钟定栋等人，策划制定了武装叛乱的方案，研究制定了战备值班的民兵、车辆、巡逻艇以及秘密指挥点。晚上12时，王秀珍、冯国柱又纠集了警备区和总工会的一大帮人，来到民兵指挥部，进一步策划反革命武装叛乱。准备了第一批民兵3240人和摩托车100辆，卡车100辆，配正副驾驶员，第二批民兵13000人，启用民兵101号艇，15瓦电台15部。秘密指挥点定在江南造船厂，因为施尚英原来就是这个厂的；另一个指挥点设在国棉十七厂或国棉三十一厂，这是王洪文和黄金海原先的工厂，有基础。但王秀珍觉得这两个厂目标太大，她要在杨浦区另找一个工厂作秘密指挥点。最后定在中国纺织机械厂。布置完，王秀珍又回到第二号指挥点，即东湖招待所。
至此，这小撮人策划的武装叛乱已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了。那样的话，上海就会陷入一片血海之中。
上海党政军大权被接管
10月9日是个阴天，细雨绵绵。
就在这一天，上海民兵指挥部紧张的战斗气氛，似乎被这细雨淋湿了。这天上午9时，马天水从北京给王秀珍打来了电话，王秀珍急切地问：“四位首长好吗?”
不言而喻。这是指“四人帮”。马天水回答：“他们都好，他们都好。”
“你见到他们啦?”
“他们工作都很忙，我没敢打扰他们。他们在电话里托我向景贤和你问好。”
通完电话，王秀珍急忙把这个好消息告诉徐景贤。徐景贤如释重负，一下瘫坐在椅子上。几天来绷紧的神经一下松弛下来。上海的“小兄弟”们都一下解除了警报。上海迅速恢复了平静。原来，中央除了通知马天水、周纯麟到京外，10月8日，华北、华中、东北、西南几个大区的10多位省委书记和军区司令员奉命也赶到北京，由华国锋主持召开了会议。大多数省委书记都表示拥护中央的英明决定。马天水起初态度暧昧，因为张春桥、王洪文已经给他许过愿，让他做国务院副总理兼国家计委主任，何况这几年他的命运已经与“四人帮”拴在同一辆战车上了。但权衡利弊，他不想跟着“四人帮”一起灭亡。后经周纯麟做工作，马天水从自己的前途考虑，还是选择了配合中央的策略。他按中央的意思给上海的王秀珍打电话，是要稳住上海的局势。10月9日晚上，马天水又一次给上海挂电话，转达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要徐景贤、王秀珍明天上午来京开会。
徐景贤、王秀珍不是没有疑惑，他们在出发前，又通过各种途径打听北京消息，终于知道“四人帮”真的被捕了。可马天水怎么还能自由活动，难道他是在骗我们?
可是不去北京那分明是跟中央分庭抗礼，无论“四人帮”结局如何都没有好下场。于是他们决定还是去北京。临行前，他们对下边的人说：“做最坏的打算!如果我们去了以后两三天没有消息，你们就决一死战!”他俩把工作交代给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3人。
一到北京，徐景贤和王秀珍明白了一切。他俩几次给上海打电话，要“家里人”等一两天再说，他们知道自己的末日可能很快降临。10月12日，政治局全体成员接见了马天水、周纯麟、徐景贤和王秀珍。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表示理解了中央的决定。
“他们肯定出事了!”到了这一天，上海的留守者们惊慌起来，也有人想动作起来。晚上8时30分，冯国柱等4个常委召集了总工会和写作班，以及张春桥、王洪文的秘书lO余人，到康平路开会，重提发动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事。
朱永嘉显得异常激动，两手把袖子卷起，大喊：“如果他们再不回来，咱们就在13日6点钟以前行动!我们的口号是：还我江青，还我春桥，还我文元，还我洪文!民兵要进驻电台，要电台广播告全市人民书!”
“对!”王知常接着说，“现在不能再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他们回来做决定了，要么大干，要么不干，口号是4个还我!”
这时，朱永嘉把写着“民气可用，决以死战”的纸条在会场传阅，这些人的情绪变得更加激昂。
肖木急急忙忙地说：“现在不能再等下去了，等马天水他们回来就来不及了。”
王少庸说得更加露骨：“我提议把全市搞瘫痪了，请大家考虑。”
陈阿大接着说：“把上海搞瘫痪很方便，只要把电网一破坏就行了!”
说是说，因为这伙人毕竟不是“一把手”，没有人能拍板，也就没能马上行动。只是约定，如果马、徐、王不在10月13日回沪，就在13日晚上大干!
然而13日上午11时，马天水、王秀珍、徐景贤却出现在上海机场。虽然他们脸上都很不自然，话也不多，那帮“小兄弟”还是围着问长问短。
乘车到了康平路市委大楼，从北京回来的3个人坐下后，从文件包里拿出一份批判“四人帮”的材料，让大家看。毛泽东手迹影印件“你办事，我放心”，成了众人争睹的重要文件。
张敬标一撇嘴：“就这么一些材料?我们当有什么重磅炸弹呢!毛主席的手迹没头没尾。‘你办事，我放心’的‘你’是谁没有写明，叫人怎么相信?”
虽说有些怀疑，但没有人敢直接违抗，起码也是人心涣散，“大干”是干不起来了。
10月15日，以政治局候补委员、海军政委苏振华、政治局候补委员倪志福、江苏省委第一书记、南京军区政委彭冲为首的中央工作组在数百名海、陆军警卫部队的护送下进驻上海康平路市委大楼，接管了上海的党政军大权。
选自《人力资源报·旧闻周刊》
